前中共体改委人员爆内幕：1988年中共物价改革的权力斗争（下）

【编者按】本文的删节版首发与《炎黄春秋》，作者是《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因文章涉及高层权斗细节，《炎黄春秋》在发表时有所删减。相关稿件在大陆很容易被封杀。博闻社拿到的是此稿的完整版，特刊于此，以备有兴趣的读者查阅。

3．“物价闯关”的决策经过

继1988年5月16日，中央常委第一次讨论“物价闯关”之后，19日再次开会讨论物价问题。会上，赵紫阳说，现在改革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第一，要有个统一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搞个文件；第二，国务院要搞个方案；第三，必须为改革创造条件，要准备它出事，要排除干扰，保持稳定。赵紫阳建议，由国务院制定一个5年物价工资改革方案，提交北戴河会议讨论。

到会的中央常委和列席常委会的杨尚昆、薄一波等也都了发言，表示赞成赵紫阳的意见。姚依林表示，五年内物价过关可以考虑；李鹏说改革应该有长远考虑，物价问题没有退路；宋平说赞成，用小震避免大震；安志文说拖不过去，跳不过去，难度也很大。赵紫阳说，物价越往后拖矛盾越大问题越多，如果全党统一再加上其他措施，稳定地渡过这一关有没有可能？薄一波说有可能。杨尚昆说，必须闯过这一关。薄一波说赞成，不要把难题往后拖。小平最近讲乱子可能会有一点，要有个方案。乔石说，物价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不利，现在还有承受力，能四年就不要五年。

会议决定，国务院成立物价委员会，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主任，主持制订“闯关”方案。

5月30日，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物价改革问题。赵紫阳在会上作了题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讲话，讲话共分十个部分。他说，看来，改革已到关健时刻。情况是：比较容易的改革做了不少，难度大的而又不可能绕开的问题主要是劳动、物价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现在形势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前功尽弃，不可收拾。必须像小平同志讲的，冒点风险，迎着风浪前进，闯过难关。这关闯过了，就可以出现新的局面。

此后，“价格闯关”成为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重心。从6月2日起，在姚依林的主持下，国务院物价委员会组织各有关部门，用1个多月的时间，研究讨论了今后5年（1989-1993）和明年的价格、工资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个初步设想。7月11日，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了汇报，随后对原来的设想进行了补充、修改。8月5日到9日，李鹏主持的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进行了讨论，原则同意物价委员会提出的设想，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十三大以来的第十次会议，讨论由姚依林主持制定的今后五年价格改革方案。赵紫阳首先讲了话，他说，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方案出台以后，怎么能保证不出大问题；第二是各方面的改革怎么配套，我们的改革要怎么样才能避免出现东欧的情况，即改来改去，反而出现了高水平的价格比价复归。五年之后能不能达到价格改革的预期目的，关键问题就在这里。接着，他从如何做好配套的角度，谈了对压缩基本建设，压缩国内紧俏商品出口、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等问题的看法。

在讨论中，出席及列席会议的杨尚昆、薄一波、田纪云、习仲勋、乔石、杜润生、胡启立、李瑞环、王任重、吴学谦、宋平、张劲夫等，都分别发表了意见，大都表示原则同意国务院的方案和赵紫阳的讲话。只有李瑞环对方案有些不同意见，认为难度很大。曾经列席这次会议的鲍彤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方案，一些人是溜着边讲话，既不明确说赞成，也不直接说反对。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价格闯关’，风险很大。”

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价格改革方案。结束时，赵紫阳对会议做了总结，他说，物价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全党统一认识。改革有极大的成功希望，也有失败的可能，要看全党能否统一认识，令行禁止，如果不成功，后果极为严重。

赵紫阳还提出了中央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九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家和党外人士要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接着开三中全会。全会的工作报告、思想工作决议的起草工作要抓紧进行。会后，他要求中办就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一个会议纪要。

8月19日上午，赵紫阳到邓小平那里谈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邓表示完全同意。邓还问到，你看还有什么问题？赵紫阳回答：信心不足。邓小平讲了两条，一是要讲发挥优势，讲大局守纪律，各讲各的就会影响大局，党的领导、行动统一靠纪律。丢了优势就会遇到困难，所以还要讲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二是要相信群众，中国群众很好，关键是让他们知道，政治局讨论了，要告诉他们。争论纷纷，最坏的是不了解情况，了解了情况就会取得人民支持，最后要回到中央的方案上来。

4．赵紫阳果断提出：价格改革推迟进行

8月19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也没有直接宣布出台价格改革的任何一条措施。人们本来已经对一段时间来的物价上涨感到压力，加上这一段时间来，报刊媒体上不断发布邓小平、赵紫阳、李鹏等领导人关于“物价闯关”的讲话谈话，发表各类文章宣传“物价闯关”，更加剧了他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这段新闻发布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抢购又带来了消费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与抢购同时发生的还有银行的挤兑风潮。

此后的两周内，抢购潮和挤兑风迅速漫延到全国。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达到19.3%，8月份更是达到20%以上。受抢购影响，8月份居民提取储蓄存款38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倍，大大超出储蓄存款增长70.3%的幅度。各地反映，部分商品库存已经超出最低警戒线。

8月下旬，中央结束北戴河办公返回北京。看到各方面汇总来的情况，赵紫阳感到，这样下去不行，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的决议。从26日以后的三天里，他多次与中央常委、政治局、国务院、中央财经小组的有关同志沟通，提出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征得了邓小平的同意，决定推迟价格改革方案的出台。

8月29日上午，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决定向中央建议，价格改革方案推迟出台。并提出，从现在起到明年，要集中力量治理环境，整顿和建立秩序，认为这是价格改革顺利出台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30 日，李鹏主持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其中包括，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3 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等等。这些措施落实以后，抢购风潮终于逐渐平息。

9月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开始时，赵紫阳首先讲了十条看法。他建议，现在五年的方案基本不变，不过步骤上要重新考虑。物价、工资改革不变的情况下，要放慢明年的速度，物价改革步子放小一点。最近出现了大的提款抢购风，货币发行量超过了政治局第十次会议的预计，至少多发了100亿。今年农业欠收已成定局，减产不小，也增加了明年物价改革的难度。物价改革方案五年不变，不过步骤上要重新考虑。第一步即明年这一步，步子要小一些，具体说钢材价格先不搞。

会上，赵紫阳提出，明年改革的重点，要转到治理环境、整顿和建立商品经济秩序，深化和展开价格改革所必须的配套改革上来。明年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控制物价，使之明显低于今年。这对于提高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缓解紧张心理，创造改革条件，意义重大。这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要千方百计的达到这个目标。赵紫阳发言后，与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对推迟价格改革的出台都表示赞同。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后半部分，讨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开成了一个“组织生活会”。起因是在姚依林发言之后，李鹏提出了一个问题：外电这几天说我们的改革受阻，放慢了步骤，还说国务院与中央不一致，这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国务院的决定是紫阳同志指示的。李鹏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所指。

前几天，在中央高层酝酿对“物价闯关”决策调整，并经邓小平同意以后，赵紫阳决定，在中央财经小组的下周例会上，也就是8月29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当时，赵紫阳仍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据鲍彤回忆，就在中央财经小组还没有开会，新的决策也还没有得到中央政治局正式认可的时候，8月27日，李鹏抢先要国务院办公厅给各省、直辖市政府打电话，说“价格改革方案停止执行”。这让各地方大员们感到莫明其妙。中央政治局说要改革，媒体也发了消息，现在国务院却来电话通知说“不执行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下面议论纷纷。有人说：“财经小组犯错误了，价格改革是冒进。”好像是国务院“纠正”了中央财经小组的错误。紧接着，港台媒体上就出现了“中央与国务院不一致”的说法。

鲍彤这里谈到的8月27日李鹏要国务院办公厅给各省市政府打电话的情况，笔者目前还未见有其它公开的直接资料可以佐证，但却有一个间接的证明，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版。在这个征求意见版的1988年8月30日记载中，一开始就讲：“上午 9 时，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通知。经过热烈讨论，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下午，又把通知和新闻稿写出来。总书记亲自作了修改，取消了一些段落，把总书记和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看法是一致的话去掉了。他的意思是，说不清楚，不如不说。批语是‘在目前有些话不讲反而好些’。”这里说赵紫阳“把总书记和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看法是一致的话去掉了”，就表明当时外面已经有了“总书记和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的看法不一致”的说法。而赵紫阳的“说不清楚，不如不说”这个态度，也证明在此前确有“不一致”的说法发生。请注意，这篇日记时间是8月30日，李鹏主持作出“下半年不再新的调价措施”决定的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上午刚刚开过，外面出现“中央和国务院看法不一致”说法显然不是由这次会引发。按时间推断，赵紫阳提出改变“闯关”决策是8月26日，29号是中央财经小组会，那么导致“不一致”说法产生的原因只能是发生在27、28号这两天。鲍彤所说的李鹏未经中央讨论决策，擅自要国办给各省市政府打电话，说“价格改革方案停止执行”这件事，时间恰恰是27日！

这件事情，明明是李鹏违反组织原则，在事情还未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或是中央常委、政治局讨论，就于27日抢先发出电话通知，造成下边思想混乱，以为“国务院和中央不一致”，可他却在9月2日的政治局会上，说是他这么做是赵紫阳指示的。本文前面讲过，赵紫阳确实先找姚依林、后找了李鹏等人，商量过推迟价格闯关的问题，但这只是决策前的酝酿过程。“物价闯关”的决策，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在没有征得邓小平同意之前，在中央财经小组、中央常委、政治局没有开会改变决策之前，赵紫阳没有，也不可能要国务院直接通知下面“停止执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如果赵紫阳连这点决策程序都不懂，那他也枉为中央总书记了。

另外，李鹏此时说,“国务院的决定是紫阳同志指示的”,会让人以为，29日中央财经小组开会，决定放缓物价改革步子，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是根据财经小组会决定才召开的，完全符合组织程序。岂不知，李鹏在这里搞了个瞒天过海，用30日国务院合法的常务会议，掩盖了27日他违纪发通知的事实，把外界说“不一致”的责任推给了赵紫阳。

在9月2日的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为了维护高层团结，赵紫阳并没有直接批评李鹏，而是在李鹏讲话中插了一段话，对推迟“物价闯关”的决策过程作了一个说明。

赵紫阳说，当他对价格改革的步子该怎么走，要不要延缓进行有了新的想法之后，他是先给姚依林打电话说，考虑到当前形势，价格改革的方案是不是推迟出台，请姚考虑一下，先不和大家讲，免得动摇决心。姚依林说是不是推到下半年搞。赵紫阳问推迟一年是不是可以？姚依林考虑了一天，同意推迟一年。然后赵紫阳找了安志文等几个人商议，又找李鹏、姚依林、张劲夫三人谈了一次。此后，赵紫阳找了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谈了他的想法，并请他们向小平汇报，商量的结果是大家都赞成，推迟钢铁价格的改革，整个价格改革的步子调小一些。赵紫阳还说到，前几天（8月29日），他约了王瑞林到办公室，比较详细地谈了那些新的想法，请他向小平报告，并且请他安排面见小平，和小平面谈这一重大决策的改变。邓小平回复说，同意这个部署，没有不同意见，不再谈了。这样才开的政治局会。

列席会议的鲍彤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在这次会上，李鹏和姚依林两个人讲了很多话，但又没有提出什么明确意见。你坐在边上，听他们讲，都搞不清楚他们讲的是什么意思。那天，讨论了一个上午。其它人没有讲什么，主要是他们3个人在讲。当时，紫阳很不高兴，怎么能搞成这个样子呢？本来是工作上的问题，这么一搞，就变成人事关系问题了。”

在这次会上，其他政治局委员包括江则民、李瑞环、李锡铭、丁关根，及列席会议的王任重等发了言，委婉地对中央的决策提出了批评意见。赵紫阳说：“方案（即价格改革）是我提出来的，尽管具体方案是依林测算的，但这个事情造成的影响由我来负责。”他接着说：“政治局在北戴河通过的时候，我也是赞成的。现在，外面的议论很多。好像说常委、政治局内部有不同意见，有矛盾，有争论。今天，请大家都在会上谈一谈。我在这个问题上有责任，考虑不够周到。”

赵紫阳认为，不管是谁提出来的，“物价闯关”的方案是他安排姚依林组织人制订的，决策是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做出来的，他愿意为此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应有的风范。但是，公正地说，这个责任，他有，邓小平有，主管国务院工作的李鹏、姚依林也有，当时的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成员都有。

特别是中央后来作出中止执行“物价闯关”这个决策，是赵提出来的，在纠正“闯关”的决策过程中他也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赵紫阳在这个关键时候，冒着政治风险，特别是冒着冒犯邓小平的风险，不顾个人的毁誉，在政治局已经通过方案以后，能够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果断地、实事求是地提出修改决策的建议，并且能顾全大局，闭口不提邓小平与此事的关系，勇于为此承担责任，这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邓小平在1988年“物价闯关”问题上，也没有讳言自己的责任。1989年3月23日，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干达总统时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这些失误同我们这些老人有关系。现在领导层中的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当然也有份，但主要是老人，老人中主要是我。如果讲失误的责任在谁，李鹏总理在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作了自我批评，我作为一个老人也有份。我们的根本观点是，这十年成就是主要的，……我们大错误没有犯，但小错误不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

那么，在20多年后的今天，对这场被中止了的“价格改革”究竟应该怎样看？

赵紫阳后来对1988年“价格闯关”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物价改革上采取的是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方针。……这就是说，总的是面向市场，走逐步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道路。而这次提出的价格改革方案，就不是这样逐步放开，由市场决定价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调整价格，达到理顺价格的目的。这既反映了当时在价格改革上急于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图以政府的力量来改变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达到双轨并轨，或者缩小计划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这种思路根本上违背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向。因为它不是使价格逐步由市场决定，而是通过计划调整来决定价格，实际上走的还是计划决定价格的老路子。”他认为：“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这一部分；逐步缩小计划经济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缩小，一块一块、一批一批地缩小；用市场经济逐步蔓延，计划经济逐步收缩的办法。而不可能采取一种改革方案，一下从整体上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现在看来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改革思路要改变。”

在谈到价格改革的时机选择和策略时，赵紫阳又说：“价格改革选择的时机和宣传上出现了毛病。”“本来价格已是议论中心了，又要酝酿价格改革，而又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时机，引起社会恐慌。特别是宣传上很不恰当，吃亏很大。这是当时挤兑抢购的主要原因。人们不是为了需求，而是要保值而引起的。价格改革，从设计、讨论到制定方案，报纸不断地发，有小平讲的，也有我讲的，把这个问题突出起来。说过去改革容易的已经改了，现在要攻难点，要闯价格关，要知难而进。使人心恐慌，纷纷挤兑抢购。”“我们又未冷静地加以分析，过急地提出治理整顿，结果给反对改革主张复旧的人提供了一个口实，造成几年的经济滑坡。”

5．治理整顿：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主题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赵紫阳几次谈话所提出的主要内容，从9 月初开始，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对原有的以“物价闯关”为中心的文件写作思路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把起草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和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问题上。

9月12日上午，邓小平在他的住地听取了关于调整后的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的汇报。参加汇报的有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薄一波。邓小平在谈到价格改革决策调整时说：“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邓小平还说：“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

邓小平这次谈话的基本精神，迅速被传达给了起草组的各位成员，融入了正在起草的三中全会报告稿。

1988年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由姚依林对调整后的价格改革方案作了说明。赵紫阳指出：今后两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治理整顿，既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央这一决策的内容和实现中央决策的保证条件。

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十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稿。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对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批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议国务院在今后五年或较长一些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妥地组织实施。”

赵紫阳对他在提出推迟出台价格改革的建议之后，又主导中央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策，也曾经有过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当时“我们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也过重了。认为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没有对通货膨胀进行深入的分析，就提出了‘治理整顿’的口号，提出从1989年开始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当时的用意是稳定人心，但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现在看来不必如此，也不应当如此。而应当继续稳定经济，就是进一步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进一步控制货币投放，经济就可以稳定下来，不必大的调整，大的收缩。深化改革，就是继续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发展市场调节这部分，情况就会顺利发展。当时之所以提出治理整顿，还是想迅速创造一个条件，然后再来进行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以便结束两种体制并存的状况。后来看来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

赵紫阳用一句话总结说：“总之，1988年围绕物价改革问题，可以说是一错再错，我在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这里，他用了“一错再错”四个字，可见之痛心疾首。

（作者介绍：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