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正处级干部遭遇维权难 感叹“不知道百姓该咋办”

【博闻社综合】自古以来,在传统的中国心中就没有个人的概念,中国人总是将自己放在一个“二人”的人际结构中去,譬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这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正统,也是一般中国人的常态与显性的一面。人情是滥觞于初民社会的血缘和亲缘关系,这种人情造就了传统社会以互惠交换和熟人间看重尊严和脸面的文化习俗。“人情”是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形态。

我们原本生活在熟人世界中,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人情传统的关系社会,这个社会或者是家人、亲戚、朋友,或者是乡亲、门人、师徒构成的世界。制度、礼节、规范皆因人情而设。人情与制度产生矛盾时,制度理所当然地应做出让步。

人情不仅重于法律,重于制度,而且重于江山。市场化改革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使中国部分离开了这个人情社会。就大部分人来说,虽然成长在改革开放时期,甚至部分人曾经经历过残酷无情的时代,但是由于文化心理的习染性,人情在中国社会是很难消失的。

在中国,办事情当官的离不开权力,平头百姓离不开贿赂,既没权利又不想贿赂那只能依靠人情,如果连人情也不想用而想依靠法治办事,无异于缘木求鱼。852bd7028c6c5228b6848a52a9b8ea67_269_220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南一地级市的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老游,试图不走关系、不拉人情,通过正规渠道给自己维权,但是他失败了。一番折腾下来,这名50多岁的干部气得血压升到180,连声感叹“简直要崩溃了”。

事情的起因是一张婚床。儿子要结婚,老游一家喜气洋洋地到郑州一家具市场置办婚床。他看中了一款床,4000元。签了购买合同,付了全款,就等着商家送货上门。结果,床没来,商家“失联”,连商场里的柜台也撤掉了。

消费者老游被踢来踢去,搞得“灰溜溜的”。他不甘心,打通工商局电话。可工商局一名工作人员说,工商局也没有好办法,建议游先生去法院起诉。几天下来,老游打了将近50个电话,手机上的通话记录占满了几页屏幕,始终没人给他个说法。自认为“理不亏”的普通消费者老游,在维权路上毫不占优势。他也考虑过工商局的建议,可心里掂量了一下,觉得为了4000元钱打场官司“不值”——“付出的维权成本太高”。

50多岁的他有点“折腾不起了”,身上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有不少。老游曾当过8年区政法委一把手,为老百姓维过权,“督促解决过不少疑难杂症的案子”。昔日在他手下成功化解的案例,如今成为映照他维权处境的对立样本。这次,给自己维权的老游,丝毫没有尝到他曾为别人维权时的成就感。

按照官员老游处理维权的惯例,这场纠纷应该这样化解:家具市场就像商家“监护者”,对于商家违约负有主要责任;而总经销商的章盖在购买合同上,也负有责任。找这两家一谈话,问题就会很快解决。可眼下,老游的身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吃了亏的消费者,他拿商家、家具市场和经销商,“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不愿意“暴露”干部身份的老游,用商业规则跟各个市场主体理论,沿着正规渠道的维权路走得颇多坎坷。各方都不愿意为老游那张消失的床负责。

这名官员显得有些窝囊。如果正规渠道走不通,就得用点“非常规”手段。这对于在地方官场上待过数十年的老游来说,也不是“没路子”。他想到,“找一个当地政府的朋友帮忙,能够通过朋友的交涉解决”。官员老游最终没那么去做。“我又不理亏,找人感觉跟我理亏一样”。他说。

这名不愿找关系的老干部,仍然不甘心占着理儿吃亏。于是跟媒体讲述了自己的维权遭遇。但令他气恼的是,家具市场的工作人员再次接到这名“顽固”维权者的电话时,跟他说“我只是来这里玩的,不知道这件事”。老游完败。

事情传开了,身份“暴露”的老游压力空前巨大。他自感,“在政府部门干,调子还是要低”。身边有人劝他别再把事情闹大了,还有人跟他说:“老游,我们给你赞助一张床吧。”老游知道这不是一张床的事。无论是作为一个地方干部,还是普通消费者,他都扛不住了。他说:“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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