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后效已现：广东罢工频发 一年内翻倍

【博闻社】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境内罢工次数达2,774次，约为2014年的两倍。广东省有世界工厂之称，劳资纠纷事件的发生历来不少见，去年广东警方打压劳工NGO、抹黑“工运之星”负责人曾飞洋，但基本没有影响工人们维权的积极。

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劳资纠纷通常高发于民企和外企，鞍钢作为国企发生罢工较为罕见，或与中国政府最近去产能有关。

据报道，2月17日，广东省广州市的鞍钢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两千余名工人发起罢工。事件起因是鞍钢认购台湾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60%的股权。不久后，鞍钢开始裁员和增加工作量。去年12月，鞍钢以经营困难为由搞待岗政策，待岗人员只能拿到广州市法定最低工资的80%。今年2月15日，公司又宣布将实行基于业绩的新的薪酬体系，工人到手的工资更少了。这一变化成为罢工的导火索。罢工持续一个星期，网传照片显示，工人手持“拒绝调减低薪”、“买断工龄，重签合同”等条幅聚集在工厂内外，有警察在附近戒备。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广州当地警方将这次罢工定义为非法抗议，并威胁不解散就抓人。鞍钢也书面警告了至少100名抗议者，并给返回工作的工人以100元奖励。同时，鞍钢承诺恢复过去的薪酬体系。

近几年中国整体经济下滑，企业订单数下降，不断有企业出现裁员、迁厂甚至倒闭的情况。去年一年，广东东莞市共有26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停、破产、注销。在外资企业方面，东莞去年全市关停、外迁外资企业362家。有媒体质疑东莞有出现“倒闭潮”的迹象。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大问题。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四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有色和水泥）的存量有息负债达5.4万亿，其中银行贷款2.8万亿，债券1.6万亿，信托等非标约1万亿。这些债务是依靠市场消化还是财政救助，至今仍未定夺。目前已知的是，2月25日，工信部部长冯飞称，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资金规模是两年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的职工安置。“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

去年起，中国有不少专家学者预言中国将在今年迎来第二次“下岗潮”。今年初在媒体上传播甚广的一篇财经记者报道《“僵尸企业”关闭在即！百万人工作中央揪心》也称：“假设极端情形，当前亏损企业在未来两年全部关闭，将新增失业564万人，年均新增282万人。”但是这一观点立即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反驳，并引数据称去年1到9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表示新增就业人数远大于失业人数，就业市场足以重新安置失业人员。

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本身也是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一家NGO机构，然而它的所长刘开明却对美国之音表示，「NGO在工人罢工的问题上影响不大」。他认为，广东省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劳动力充分市场化。但是工人不像企业有行业协会和政府保护，是“一盘散沙”。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方就比较强势，工人方就比较弱势。这样的话就导致劳资方对工人剥削就比较严重，劳资冲突就比较多，这是最主要原因。另外也跟广东这边工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比较多，这样的话他权利意识比较强，这有关系。而跟NGO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刘开明还谈到，工人自身“有非常好的斗争策略”，罢工也“基本都是工人主动发起的”。

去年12月，广东警方密集逮捕了近20位劳工NGO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并对相关工作地点进行了搜查。其中包括佛山唯一工伤维权组织“南飞雁”社工中心负责人何晓波、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及员工朱小梅。这是继去年5月30日广东劳工权益保障人士、“工维义工”创办人刘少明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拘，后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遭批捕之后，广东当局对劳工NGO的第二轮打压。

当局此举被认为是削弱维权群体的依靠，但没可能淡化劳工矛盾，随着经济进一步下滑、更多人跻身失业大军，社会不稳定因素还会继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