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 苏星河:“文革”会不会重来

【博闻社】适逢文革五十周年,博闻社拣选一组反思文章,以飨读者。本文来源微信公号“星推社”,原载东网:

“文革”会不会重来

据BBC中文网站的一则消息,《泰晤士报》12月3日发自北京的文章认为,中国可能被引领到第二次“文革”的边缘。此类猜测,自2012年以来一直不绝于耳。知名媒体人长平老师在题为《“文革”未曾远离》文章中也指出,除了临时的权斗之需,当局从来没有真正否定过“文革”。

确实,近两年来当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持续高压,包括“文艺座谈会”、“公祭”等在内的围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系列宣传攻势,以及对抗争人士的全面迫害等诸般行为都显示,当局在统治的思维和方法上越来越接近文革。民众所面对的环境固然如此,但是,与文革结构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形态到底会不会重来,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 自上而下的权力动员与归集

文革的实现,首先需要自上而下的权力动员,并由此实现权力的归集。中共建政之后,就存在军功阶层和文职干部在统治权力方面的矛盾。当然,他们的身份归属,并不是简单的军官还是文官能够概括;而他们对于权力的认知和持有欲望,也有着深刻的差别。毛与刘、邓,毛、林彪与“四人帮”之间关于权力的殊死争斗,根本上还是统治权力的矛盾。毛希望的权力结构,是他一人统治之下的授权制度,上下级之间是命令与执行的关系;而他眼中的政敌们,则希望能够通过分配的方式,获得相当程度的独立治理权力,甚至能够在合适的机会“取而代之”。

山头林立的权力割据,使毛切实感觉到集中统治权力的重要性和失去统治权力的危机。文革的目标,在发动者毛泽东看来,就是将统治权力全面地收归己有;而他所持有的资源和采取的办法,也就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并且通过动员使各级别的权力持有者表明立场。毛的个人威信和中共建政后的统治结构,决定了毛在动员能力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而能够接近并部分实现其目标;也正如历史上出现的那样,通过文革,毛在国民心中的地位达到了顶峰,统治权力也基本实现了归集。

这在当前则变得无法实现。当参与建政的“打天下”者相继死去,他们的权力被第二代以及后续的领导人继承或分配之后,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具有毛这样优势地位的人物,能够一统天下。也正如国民看到的那样,当局的“反腐”虽然热切,落马的大老虎们,也只不过是派系首脑手中的棋子;落马还是上位,体现的是派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是谁也没有能力彻底消灭其它派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妥协。

不仅谁也没有办法实现权力的归集,当局在权力的动员上也缺乏自上而下的执行力。况且,每一个官员或许会站队,或许会投靠到某一个派系首脑麾下,但是在权力寻租成为权力的使用方式和获取权力的目的时,除了核心位置的官员,绝大部分官员的选择是默默为稻粱谋。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政者很难把整个官僚体系动员起来,也就很难使离权力核心较远、尤其是中下层官僚们对其效忠。这些官僚们关心的,只不过是持续输送利益和维护他们利益的体制还能运行多久;越来越多“裸官”的出现则表明,他们心里根本没底。

文革的根本动力,在于权力归集的野心和权力动员的能力;而造就这个野心和能力的,无疑是极权本身。极权在统治效率方面的低下必须依靠权力的归集来弥补,至少维持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致性。极权的代际传承也同样造就了一个具备归集权力野心的群体,而它们所有的能力,也只是集中起来办一件大事:维稳。

但是,归集权力的野望之火,始终在统治者的胸中雄雄燃烧。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便是统治集团出现了一个“男儿”,能够把极权的残酷暴虐变成个人表演的舞台,中国社会又会怎样?

  • 自下而上的组织参与和剥夺

由于权力无法有效地动员和归集,极权统治者总会面临一个现实的处境:权力不够用。极权的权力本来就来自于对民众权利的剥夺,当权力不够用的时候,就要进一步剥夺民众的权利,以此作为增加权力的途径。剥夺民众权利表现为秩序的破坏和镇压的残酷。由于极权统治者和民众之间力量的极度不对称,秩序的破坏对民众的影响,远远大于统治本身的失序。所以,失序是剥夺民众权利的重要手段,而残酷的镇压则作为辅助手段,强制清除权利剥夺过程中的障碍。

文革期间,为了使失序成为剥夺民众权利的常态,采取的办法是民众自下而上的组织参与。只有当民众自身成为失序的力量,使失序成为民众自我保护的方式,权利的剥夺才最为彻底;失序之下的暴力泛滥,则使民众的现实权利降到了最低点。当失序成为唯一的规范,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将面临同样的被剥夺,因而环境变得更加恶劣,镇压也变得更加残酷。这种失序,是极权统治权力裹挟之下的民众,在被欺骗和被压迫中出于自保的失序,它既有极权的组织动员,也有民众的被迫参与。

但是,失序最终将会动摇极权统治的根基,使极权的统治秩序也面临困境。当极权统治者发现,权力的归集难以实现,而统治的危机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就会终止民众的组织参与。此时,极权对统治秩序的需求,就会大于权力归集的需求;极权的工作重心,就会转移到统治秩序的重建。对文革期间受“迫害”者的平反,对“三种人”的清理,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历次“严打”,都是极权重建统治秩序的需要。极权一方面以“法治”为幌子,象征性地部分恢复因失序而被剥夺的民众权利,同时需要发展经济以便积累更多的统治资源;另一方面,则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打击动摇统治秩序的行为上。

极权统治秩序的核心目标,是禁绝民众的政治参与。后文革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民众接受了更多新的思想,观念水平有所提升;同时,经济发展的颓势日趋显现,民众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参与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而最为重要和直接的政治参与就是民间抗争。此时,极权也就撕下了“法治”的遮羞布,肆无忌惮地以犯罪作为最主要的手段,来维护极权统治秩序的核心内容。

当民间抗争处于少量、自发状态时,极权尚有余力予以分治、镇压。它最为担心的,就是民众自觉和普遍的抗争,这样的抗争将会自然地形成组织化的参与。因此,极权必须以各种方式分化民间。发动民间将使民众的组织化失去控制,民众的力量不会再为极权所用,而是用于抗争。因此,即使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一个“男儿”,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归集权力,他也不敢再以发动民间的方式,使统治重新进入失序的状态。

“警惕文革重来”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持此观点者,也大多把失序作为反对抗争的理由。他们警惕的,并不是文革本身,而是民众的抗争造成的类似文革的失序。这是愚蠢的历史决定论的直接表现。抗争必然造成对当前统治秩序的破坏,而历史的每一次进步,何尝不是对既有的旧制度的破坏。知识和观念的提升和广泛传播,尤其是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认知觉醒和行动追求,正在把抗争导向为终结极权、实现民主。这是对历史决定论者最好的回应。

当前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和文革对失序的动员,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极权在不同的统治需求、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一致性的体现。认为“文革重来”当然是愚蠢的,但是,就像长平老师文章所说的那样:文革始终未曾远离。

  • 极权的历史一致性

自上而下的权力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组织参与,是文革能够实现的条件,而且它的确实现了。当权力体系失去足够的动员力,当组织参与成为动摇极权统治的力量,文革也就再无实现的条件。但是,从极权的历史一致性角度看待文革,人们就会发现:它不仅是一代人无法回顾的历史,更是几代人身处的现实。

在很多外部观察者看来,中国的政治走向更多取决于领导人的个性特征:毛是果决强硬的,邓是强硬但变通的,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性格影响着中国。这些外部观察者能够看到的,不是中国国民的权利现实,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采取的立场,在全球市场的经济地位。这样的观察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评价,就是太“外宾”了。

极权统治有一个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在建立过程中,极权需要把权力、利益、意识形态等要素,通过剥夺的方式上收到体制,形成一个强大的、包办的政府,并依靠它的力量强制推行极权统治合法性。在巩固过程中,极权需要对内部的权力结构加以优化,形成权力和利益等方面的内部一致性。这个一致性既表现为体制内外巨大的利益差异,也表现为权力控制的刚性和残酷。文革就发生在极权巩固的过程中,它不仅使权力控制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而且使之成为极权的政治传统:对上级权力无条件的服从和对民众无顾忌的践踏。

而在当前的维稳阶段,体制因其长期的效率低下和内耗,不得不剥离了一些外围资源。这些外围资源被释放到民间,就是表面上的“进步”;其核心资源则被更加紧密地控制在统治阶层手中,成为维稳体制的基石。在维稳阶段,极权需要通过利益的持续输送巩固内部一致性,豢养维持其统治的官僚、警察和军队;极权还需要继续以表面上的进步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欺骗和打击民间。只有这样,极权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才能在统治集团内部得到解决,在统治集团外部予以压制。

极权催生了文革,极权仍然在以和文革时期同样的思维统治着社会,极权的历史一致性从未改变。“文革从未远离”所指的文革,就是极权历史的一致性。自外于极权统治的现实,才会把文革当作极权一个特殊的现象,把文革之后的改革视为社会的进步。而事实是,极权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始终都在践踏民众的权利,并把它归化为统治的权力;不仅是政治,而且包括经济,包括所有的社会要素,都是统治权力的一部分——这也是极权为什么是极权的原因。

而当有些人担忧文革会不会重来时,所提到的文革,实际上抽离了极权历史一致性和极权本身,仅以文革时权力归集的残酷、民众权利的丧失和社会治理的失序作为标本。这种担忧既是对极权这个强有力的统治方式崩溃之后的恐慌,也是对民众认知能力和观念水平的诬蔑。或许极权崩溃之后,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混乱,但是每一个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是极权的罪孽,这也是极权绑架社会、要挟民间的方式。

文革就是极权本身。相比可见的GFW,极权是更加现实的墙,也是民众心中的墙。它让民众恐惧,让民众顺从,让民众不得不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寻求更加有利的位置——这是极权的目标,这也正是文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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