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保衛改革開放」,喚醒中國不能回到毛澤東時代

【博聞社】張傑: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其政策像迷蹤拳,難以捉摸。十九大後,人們明顯感覺習近平是在回歸毛澤東時代。習近平到底想把中國帶向何方?

嚴家祺:當一個時代過去幾十年後,這個時代的特徵就會清晰地顯現在人們面前,就像航空攝影可以看到地面上許多「大尺度「特徵一樣。什麼是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毛澤東時代有三大特徵:一是「消滅私有制」;二是「復辟帝制」;三是「閉關自守」。文化大革命把這三大特徵提升到頂峰。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是與毛澤東時代的三大特徵背道而馳的,唯一與毛澤東時代相同的是堅持一黨專政。最近《求是》專欄《旗幟》微博上的文章《共產黨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這種文章,在文革結束後的40年中,可能是第一次。這是一個重要標誌。

馬克思1848年寫的《共產黨宣言》一開頭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鄧小平六四屠殺,受到了全世界的譴責和聲討,正是在這一全球性巨浪中,1989年發生了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就是11·9事件——柏林牆倒塌。齊奧塞斯庫死亡,使鄧小平寢食難安,在一個月中,鄧小平不敢在公開場合露面。蘇聯東歐的非共化,標誌著共產主義作為世界歷史上的一種現象,就此退出了歷史舞台。鄧小平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南巡,是他看到共產主義的滅亡的大趨勢後,為了挽救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下決心在中國走一條「共產黨專政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期,是中國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時代,六四前後,有所不同,六四前,鄧小平還企圖改變毛澤東個人崇拜、有政治改革的想法,私有制的發展是緩慢的。六四後,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不同於今天歐美資本主義的「老資本主義」,也就是備受馬克思譴責的「老資本主義」。習近平說要進入「新時代「,是要離開鄧小平的原有道路,至少局部回到毛澤東時代。

嚴家祺80年代和趙紫陽

張傑:周新城的文章說的都是大實話,共產黨宣言就是這麼寫的。為什麼會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到底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嚴家祺:中國5000歷史反反覆復,有兩大循環:一是王朝循環、二是分合循環。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又加了一個反覆,就是資本主義大發展後,中國共產黨內一部分人發出了他們呼聲,《共產黨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我剛才談到, 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時代的三大特徵提升到頂峰。現在的情況是:一個幽靈,文革的幽靈,在中國上空徘徊。半個世紀前的文革,在八十年代被鄧小平埋葬後,近五年來,文革的幽靈卻悄然地掀開北京地底的狹小裂縫,像一股地下旋風一樣,升向空中,並蔓延到中國各地。2018年的今天,文革幽靈正在中國上空徘徊。

人們容易區分經濟和政治,但往往不區分或不願區分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社會制度是在長期中自然形成的,其中經濟制度是社會制度的最重要內容。國家制度,是關於國家結構、國家政體、政府規模和權力行使範圍的制度,其中政治制度則是國家制度的最主要的內容。

四十多年前,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實行的是一種按照馬克思主義設計的方案建立的社會制度——生產資料公有制加上計劃經濟。文化大革命中,連私人在住宅邊上狹小的地段種植一些農作物都被禁止,當時稱這種做法為「割資本主義尾巴」。四十年前毛澤東時期的社會制度,與今天中國的社會制度,都稱為「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是有根本區別的。鄧小平時期以來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是社會制度的變化,在政治制度方面,除了1982年憲法明文規定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外,其他方面沒有大的變化,依然是一黨專政。

六四後,除了六四受難者、各地和少數民族受難者、自由派知識分子、維權運動,中國絕大多數人採取了逃避政治的生活方式,金錢至上、聲色犬馬瀰漫社會每個角落。中國的私人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由於缺乏法治,經濟領域中充斥了權錢交易,貪官污吏遍及全國,在非政治領域,官方放鬆了各種控制和管制,崇金炫富司空見慣,吸毒賣淫死灰復燃。六四後,文革結束後十多年社會寬鬆局面不復存在,愈來愈強化了新聞管制和對不同意見的打壓,在「維穩」的藉口下,強化對人民的控制。

如果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引進各種資本主義經濟的做法,仍然受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限制,那麼,可以說,在六四後,由於蘇聯東歐的大變化,舊有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時代。 六四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完完全全轉變為一種既新又舊的資本主義,這是一種不同於現代歐美資本主義的中國式資本主義。概括起來,有三大特色:一是權貴資本和金融資本相結合,並處於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民間私人資本有限度發展增長;二是受控市場經濟,權貴資本有力地控制著整個國民經濟,在一個個局部和微觀範圍內,市場經濟發揮著重要作用;三是兩極分化日益加劇,少數權貴和富豪佔有全社會的大部分財富。

權貴資本是一種變相的官僚資本,這種資本的部分控制者,他們的權力地位並不鞏固,隨時會因「反腐敗」或政治原因而失去權力和財富。加上許多權貴資本控制的企業,披著國有經濟的外衣,權貴人物不能像歐美私人企業家那樣取得全部資本收益,因而,中國官方不承認這種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對今天的歐美資本主義來說,馬克思時代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轉變成企業股東與企業經理人之間的矛盾。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已經不能用馬克思的學說來說明了,相反,為揭露中國今日資本主義的弊端,仍然可以在馬克思的學說中找到根據。

不管如何稱乎當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制度,與歐美資本主義相比,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中國兩極分化現象超過了許多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由於權貴經濟與國有經濟不可分割 ,資本主義經濟穿上了社會主義的衣裳。今天仍然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稱為「社會主義」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掩飾這一重大變化。

張傑:人們常說「六四」以後,中國改革已死。但許章潤教授的文章為什麼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我們還應該保衛改革開放嗎?

嚴家祺:改革開放是1978年以來中國發展的一個總口號,事實上,1989年「六四」,政治改革完全停滯,而且走向反面。

在歐美日澳等發達國家,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早已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老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業「社會化」,造就了強大的中產階級,建立了社會福利制度,馬克思時代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轉變成企業股東與企業經理人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有良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良好的資本主義有四大要素:

① 一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任何人無需政府特許,只要辦理註冊登記就可以創辦工商實體企業,企業有充分的自主權;

② 二是財產權的保障,包括嚴禁用政府權力和金融權力掠奪私人財富的行為,財產權的保障還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體系和解決財產爭端的法律體系;

③ 三是市場經濟和與市場經濟相應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擔遵守承諾、合同的義務和責任;

④ 四是政府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並用經濟辦法保障社會公正。中國今日的資本主義,在金融與世界接軌的名義下,使權貴資本和金融資本密切結合,使這種資本主義充斥權力掠奪、金融掠奪、不講信用、不守承諾。權貴的財產得到保障,而普通企業家和個人財產經常受到權力和金融欺詐的掠奪。

朱鎔基上台後, 經濟改革也開始變質。朱鎔基在掌握中國金融和經濟大權後,和江澤民在一起,就是利用國家權力,把國外金融資本主義最壞的東西引進中國,儘管朱鎔基掌權時並沒有顯現出多大問題,但經過他的後繼者的延續,不斷暴露出這種用國家權力強力推行的金融資本主義政策的弊端。朱鎔基和他後續者的政策,並不是有效地促進中國市場經濟健康成長的政策,而是不顧條件和環境、盲目追求GDP、把國家權力和金融資本相結合,培植權貴資本階層、擴大兩極分化的政策。如在國企兼并破產過程中,企業經營者與地方政府、銀行聯合在一起,把國有資產佔為己有,而上千萬產業工人則以「工齡買斷」的方式被迫「下崗」。朱鎔基的銀行改革雖然有有利於市場經濟發展的一面,但也埋下了權錢交易和金融資本主義弊端的種子。就在朱鎔基擔任總理期間,在銀行業支持下的房地產業得到突飛猛進發展,房地產替代製造業成為高盈利產業,在2001年,在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前一百位富豪有六成來自房地產業。中國兩極分化的擴大是朱鎔基推行的政策制度的直接結果。朱鎔基還是「債轉股」在中國的開創者。為了解決中國銀行中愈來愈嚴重的不良貸款,不久前,中國又搬出了朱鎔基的「債轉股」。里昂證券(CLSA)分析師鄭名凱(Francis Cheung)估計,截至2015年底,壞賬佔中國各銀行貸款 15% – 19%,所有這些「不良貸款證券化」的措施,除了有助於解決銀行業的危機外,主要後果就是把中國銀行業的危機轉嫁到實體經濟身上。

江澤民、朱鎔基及其以後的「經濟奇蹟」與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高速發展分不開,是權錢交易和金融資本大發展的「奇蹟」,是貪污腐敗、兩級分化的「奇蹟」。在名為「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規律必然會表現出來,高速增長後必然會出現衰退,但溫家寶4萬億的貨幣投放和信用擴張推遲了中國經濟衰退。CDS是一種劇毒的金融毒品,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國引進「信用違約互換(CDS)」等金融產品,為中國更大規模的信用擴張和金融風暴準備條件。

改革開放在中國雖然已經變質,但當文革幽靈在中國大地上升起時,許章潤說「保衛改革開放」 使大家想起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會喚起中國人民對毛澤東時代局部復辟的警覺和對胡耀邦、趙紫陽改革開放的懷念。許章潤提出「保衛改革開放」,有助於喚醒中國不能再回到毛澤東時代。

張傑:習近平如何才能走向新時代?

嚴家祺:我剛才說過,今天仍然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稱為「社會主義」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掩飾毛澤東去世以來40多年中國經濟制度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個國家的政權,在光天化日下,要掩飾社會的重大變化,沒有起碼的勇氣正視現實,這就會迷失方向。

私人經濟發展形成財富差別是正常的社會現象,兩極分化的加劇則是社會災難。中國5000年中的「兩大循環」起因之一,就是兩極分化的加劇,因而引起一次又一次的農民革命,太平天國革命和共產黨革命也是農民革命。

改變「兩極分化」,有政治、經濟兩種途徑,一種是依靠國家權力的政治強制,是狹義的政治途徑,戰爭和革命則是廣義的政治途徑;另一種是政府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並實施保障社會公正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人政策、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推行個人崇拜,依靠毛澤東熱,倡導無產階級(窮人)專政,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強制的途徑。

鄧小平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是從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從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翻案開始的,如果習近平要走向新時代,也要從保障人權、平反冤假錯案、從恢復「六四」真相、為1987年的胡耀邦和1989年的趙紫陽恢複名譽開始。讓達賴喇嘛回到中國,也是新時代開始的標誌。如果許章潤因發出「保衛改革開放」而受到迫害,這就是中國進入變相文革的舊時代的標誌。中國的新時代,只有在人人權利受到真正保障時才能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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