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黨史真相》第十一集:兩次國共合作秘聞和國民黨的慘痛教訓


一、文革後,中共想趁台灣國民黨老一代政要尚健在,發起第三波「國共合作」攻勢,為什麼遭到國民黨嚴拒?文革後,中共發起第三次國共合作攻勢,想趁一些老一代國民黨政要還在,還有深厚的大陸鄉土意識,如宋美齡(大陸去的)、何應欽、陳立夫、張學良還健在,再往下,人家台獨意識強烈,根本不認「一個中國」,你是你,我是我,沒有一點「共識」。
1981年9月30日,新華社發表「葉九條」(九條方針)——〈告台灣同胞書〉。為什麼國民黨那麼堅決不理睬,一直堅守「三不方針」——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實在是來自對歷史的血的教訓。中共一直宣傳國民黨不肯談,而為什麼不肯談,則不着一字,大陸人民一直不清楚。而之所以不說,就像鄧小平的「不爭論」,爭論不起呵!明明反毛,卻還打着毛澤東的旗幟、掛着毛澤東的像,形成今天「打左燈向右行」的尷尬,整個國家言行不一,最應講誠信的政府,公開撒扯大謊,明明告別馬列、打壓毛派(用毛派的話來說,以前是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現在則是誰擁護毛主席就逮捕誰),但卻堅持不倒旗,舉着馬列毛的旗,干反對馬列毛的事兒。對於台灣國府之所以一直堅持「三不方針」,堅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共貶為「偏安拒和」,中共之所以不說國民黨方面的拒絕理由,當然是說不起,有難言之隱。

二、第一次國共合作有什麼秘聞性資料?第一次國共合作兩條資料——中共「三大」後,國共合作局面形成。但國共兩黨內部均大起波瀾。中共「一大」政綱明確——奪取政權以推行共產制度,消滅資本家私有制。1924年冬,中共黨員沉澤民(1900~1933,茅盾胞弟)對18歲女生陳學昭(1906~1991)說:「現在我們同國民黨一起革命,將來我們還要革國民黨的命!」 大革命時期,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1898~1927,陳獨秀長子)向新黨員龔楚交代任務:「目前黨的政策是在國民黨的一切組織中取得實權與工作,亦即是利用國民黨各級黨部以掌握工農運動的領導權,使廣大的工農群眾團結在本黨周圍,以實現本黨的主張。」 無論奉持宗旨還是價值追求,國共均只能是「打倒軍閥」的同路人,當有共同敵人時的暫時合作,兩家對「國民革命之後」,從一開始就存在重大分歧。
但中共藉助第一次國共合作,從1923年6月12~20日廣州「三大」全國420名黨員,到1927年4月27~5月9日武漢「五大」,57967名黨員,獲得第一次大發展。

三、第二次國共合作呢?能否扼要介紹一下背景材料?第二次國共合作兩條資料——
中共依靠抗戰,再次孵大。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學,伍修權(1908~1997):「持國民黨觀點的人到處宣傳他們的舊三民主義,有的黨員受他們的影響,轉向了國民黨方面。在我的印象里,原來是國民黨觀點的,轉到我們這邊來的,好像不多。」 1931年6月中共總書記向忠發(1880~1931)被捕,供詞:「共黨現有幹部全國不過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過二百人,人才極感缺乏。」 1932年「一•二八」後,中共擴求黨員,上海得三千;至1933年5月,脫離者兩千以上。 1933~1934年,中共策源地上海的黨員不過485人,其中暗向國府「轉變」並領受任務183人。「1934年時北平我地下黨的組織已幾乎全遭受破壞。當時北平尚有幾個黨員,但是沒有黨的組織。1935年初,黨組織才開始恢復起來。……黨員全市共有十來個,連共青團員不過二十個左右。」 1935年「一二•九」運動之初,北平只有九名黨員,加上團員也僅約20人。 陝北中共事後從一張報紙上意外得知平津爆發大規模學運,1936年初急派劉少奇前往主持北方局:「整個北方局能夠聯絡到的黨員不過三十人左右。」 1936年春,經馮雪峰與潘漢年審定的上海黨員約二百餘,中共組織部承認的骨幹只有47人。 中共瘦成皮包骨。1944年5月21日,毛在六屆七中全會上:
我們在抗戰初期只是一個很小的黨(不超過四萬有組織的黨員)和一個很小的軍隊(只有4.5萬人)……當1935年冬季中央蘇區紅軍長徵到陝北時,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 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1909~2004):中央紅軍北上先遣隊只有五六千人,加上陝北紅軍及地方武裝,「尚不足三萬人」。 黃克誠:「到達陝北時,中央紅軍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紅五、紅九軍團仍在張國燾的左路軍中。」
有確切資料:抗戰之初八路軍僅3.2萬人, 江南新四軍(南方八省游擊隊合編)1.03萬餘人, 東北抗聯一萬人, 總共五萬餘人。在國統區,中共力量更是微如星火。

四、延安時期,中共拿了國府多少錢?西安事變後,中共得到國府資助。1937年2月6日,范長江與博古、羅瑞卿同車自西安往膚施(延安),車上「最重要的是從紫金山那裡運來的幾十萬法幣」。 舒湮《邊區實錄》記載1937年初:「自從統一戰線完成後,中央對第八路軍有餉額補助每月五十萬元。」 中共也承認:八路軍每月得到國府50萬元軍餉及衣物藥品等軍需補充。 1938年3月24日,毛對記者說:國府每月撥給八路軍幾(五)十萬元經費。 1940年6月初,朱德向陳嘉庚介紹:國民政府承認中共軍隊三萬人編製,每月撥餉68萬元,步槍子彈800萬粒,中共則實行三民主義。 1937年12月3日,八路軍蘭州辦事處主任謝覺哉(1884~1971)日記:「中央(按:國府)發給八路軍餉械比其他部隊為優先,所以未能全部解決,大概中央亦很困難之故。」 1937年10月21日,葉挺首次領取新四軍開辦費五萬元;此後每月至少6.5萬。 1992年中共《中共黨史研究》:「由國民政府供給軍餉、武器彈藥和其他軍需物資。按規定每月應發給軍餉73萬元(八路軍60萬元、新四軍13萬元)。軍需物資按紅軍改編時的編製5.2萬餘人配發。」
《掃蕩報》記者訪延:每月在中央取得60萬元津貼,又把邊區發行的紙幣在中央銀行換了若干萬法幣,中央為了解救陝北人民的危機,也自動地放了近百萬元的急賑,這樣才把紅軍救活,才把共產黨人救活,才把邊區50萬奄奄待斃的人民救活!
有資料說1937年晉軍一個團的經費為2.3萬元/月。
1939年6月,江文漢(1908~1984)率基督教訪問團入延:「中央政府對邊區政府似乎已經給予事實上的承認。我們可以從以下事實中看出這一問題:民族救濟委員會已給他們十萬元的撥款。交通部一個月給他們十萬元用於築路。經濟部在土地開墾的項目 中也給他們以幫助。」
1938年,武漢「八辦」除了向延安運送軍需物資,還運送大批糧食(300噸大米、40噸麵粉)、辦公用品、毛巾襪子、文娛用品、鋼材生鐵、硫磺原料等,甚至紡織機床、皮革廠造紙廠毛毯廠所需機械設備,延安成立「工業機械局」。

五、延安時期中共的政治面貌?拿到國府的錢,毛澤東在延安群眾大會上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中共打出完全擁護蔣委員長的旗幟。毛會客室懸掛孫蔣列斯四像,孫蔣居中,列斯在側。 各赤區高懸青天白日旗。 1944年5月29日,陳賡在延安撰寫整風自傳:「我軍仍屹立太岳山巔,二十餘縣仍飄揚着祖國國旗,實行三民主義,真正民主。」 延安各校最時興歌曲都強調國共合作:「兩黨合作,中國就興旺;兩黨分裂,中國就滅亡」;「同志們,請記着,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1940年,彭德懷報告:
華北戰爭不是孤立的,有全國抗戰的配合,特別是有全國二百幾十萬友軍的配合,使敵人不能集中兵力專對華北。 抗大課程開設「三民主義」;毛對來訪賓客強調:抗戰勝利後的任務是實現三民主義,中共不想把蘇維埃照搬到中國,實現新的社會制度可以通過議會票決方式,允許宗教自由。 1945年延安歌曲:「看/在自由幸福的陝甘寧/人人都團結得像兄弟/在邊區政府的施政下/實行了真正的三民主義。」 中共減緩各種極端化政策,文化上向傳統示歸,得到寰內部分士林認同,這一認同乃是中共日後勝利不可或缺的社會基礎。
1938年初,蔣介石發覺八路軍不聽號令,首先想到的就是取消八路軍的40萬元津貼。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國府才最後斷餉。

六、國民黨養虎成患的後果是什麼?中共胃口也一點點在延安擴大。1937年6月,國共議定八路軍三個師六旅12個團4.5萬人。 1942~43年,林彪只向國府要求四個軍12個師的編製;1944年,林伯渠已在要求六個軍18個師。1944年3月,陳毅對美國外交官說新四軍有30萬正規軍,能迅速擴至40萬。其他中共領導人:「給我們一年時間,我們將能夠佔領滿洲邊境到海南島的整個華東。」 1944年11月,國民黨軍隊200萬,中共軍隊63萬; 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中共黨員121萬, 軍隊91萬、民兵220萬, 19塊根據地,95萬平方公里,人口9550萬。 中共《抗大史》:「1937年8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時有4.6萬餘人。到1945年8月,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達260餘萬人。」 新四軍「由統一改編時10300餘人發展到31萬餘人。」
總之,抗戰結束時,中共已具對抗實力,敢於向國府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參與對中國未來的安排。1946年內戰爆發,中共立即發動土改,「以便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使正在勝利發展的解放戰爭獲得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無償剝奪地主、富農的所有財產,既調動窮棒子去「打老將」,也為解決戰爭所需財政。
鬥了地主老財,接着就給老百姓開倉放糧,分田分地分騾子分馬,老百姓跳着腳喊「共產黨萬歲!」 每次國共合作,都是孵大中共,都是共產黨贏利,尤其第二次國民黨吃了大虧,因此中共放出第三次合作的氣球,當然遭到國民黨上下一致的嚴拒。就是從一家人情來說,每次合作都吃虧,人家還有信心與你談判么?還會相信你的誠意么?因此1949年蔣介石定下國策——「永不與中共談判」,江河有源,萬事有來歷,這就是1980年代國民黨堅守「三不方針」的歷史原因。——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
血的教訓如此沉重,後果如此嚴重,加上中共奪國後禍國連連,整出反右、餓死四千萬人以上的大饑荒、文革(此時還沒「六•四」),無論從哪一角度,台灣國民黨似乎都不可能與北京,一些有關第三次國共合作秘密談判,那也是1987年的事,所謂對北京中共的「新三不政策」——不鼓勵、不支持、不壓制。有資料說1988年1月13日,小蔣去世,秘密進行的接觸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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