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晞華:“烏合之眾論”被西方理論界拋棄 中國究竟有幾個文化大革命?

“烏合之眾論”的核心思想是:個人會被聚眾轉變。LeBon是這樣論述的:無論一個人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什麼樣的職業,什麼樣的性格,什麼樣的智力,當他們被變成聚眾以後,他們就有了相同的群體思維,使他們的感覺、思想和行為方式與獨處時判若兩人。
早在1924年,Allport就批判了“群體思維”或者說“個人轉變說”的觀點。他認為,個人在群體時的行為與獨處時完全一樣。個人在聚眾內外的行為完全是先天的和後天學習來的特性所控制。所以聚眾形成是因為相同特性的人聚集在一起,也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所以一旦形成聚眾,他們原來的本色就體現出來,只要一個人做什麼事,其他人就一起做起來。按照Allport的觀點,不是聚眾把人變瘋狂,而是聚眾中的人們因為帶有“瘋狂”的性質,把聚眾變得瘋狂了。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的學者開始了實地調查,他們用實證和實驗的辦法,證明了民眾在遇到動亂或災害時人們並不失去理智。當出現混亂狀況時,民眾的表現顯得更有目的性。學者們大量地翻閱資料,觀看影像資料,並在實驗室中進行實驗,詳細記載實驗結果。經過研究,學者們發現了以下幾點:一、人們不是被聚眾變成瘋狂的,人們沒有失去理性。二、個人不是被有相同瘋狂的、有相同心理特徵的人強迫參加的,他們與未參與者沒有區別。三、聚眾參與者的大多數行為並不相同,更不是瘋狂。從馬克思的“社會衝突論”,到“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新社會運動論”都屬於社會運動學的第二代理論。它們與第一代“烏合之眾論”的最重要的區別是,參與“鬧事”的人們不再是不理性的,受聚眾轉變的人,而是理性的、有訴求的人。LeBon否認參與“鬧事”的人是“壞人”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他的理論是一個里程碑。而第二代的理論在他的基礎上否定了參與“鬧事”的人們是“不理性”更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這是群體行為學和社會運動學中兩個劃時代的進步。儘管我們對“烏合之眾論”進行了批判,但是它在歷史上的貢獻是不應抹殺的。
什麼是“一個文革說”和“兩個文革說”?這是文革研究領域裡的兩個理論,涉及對文革的定義和分期。“一個文革說”把文革定義為是“一場複雜的政治運動”。他們認為民眾參與文革是不明真相、受欺騙、受蠱惑、受脅迫,總之民眾的智商不高,所以文革中的群眾運動不能成為獨立的運動,只能納入黨的運動的軌道。而“兩個文革說”堅持民眾的群眾運動是獨立的運動,他們提出除了存在一個“毛文革”,還有一個“人民文革”的說法。這就是兩個文革的來源。
這兩派的學者忽視了與文革有密切聯繫的社會運動學。在這個領域裡,社會運動是有明確的分類和定義的。文革中群眾運動“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有合法地位的,這就是“改革運動”。文革的群眾運動與76年的45運動和89年的64民運一樣,都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運動,都沒有把矛頭指向現政權,是一類的運動。正是由於我們忽視了理論,所以在研究文革群眾運動時,不能給出正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一個文革說”是基於已經被擯棄的“烏合之眾論”,不相信民眾,認為民眾是“瘋子”、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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