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的展望,台湾与大陆我们不在一条船上

思泰、比德

1989年学生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抗议

北京/台北—— 随着六四三十周年的临近,北京已经进入六四维稳期,在天安门附近大批的军警已经开始站岗,严防六四三十周年发生任何不可控制的因素。

北京多位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相继被带到“外地旅游”,今年恰逢六四三十周年,中国当局的维稳状态或许会持续很久。

以下是六四三十周年专题报道第三部分,一位在台湾大学生谈六四。

记者:您是怎样看待这样一场,六四由学生和群众所自发组织起来的这样的一场运动?

陈同学:老实说,我以前其实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六四,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一直等到我有些历史教育之后,我才知道六四这个名词,不过以当时的那种思想,学生思想比较单纯而言,六四它只是一个教材,一个事件,背一背,当时也是背一背就算了,一直等到我到了大学,台湾也开始解除戒严。

例如说,我开始拥有了投票权,之前也发生一堆社会运动的时候,我才开始充实,所谓的六四是什么,那六四,简单而言,如果以当时那种教科书上面讲的话,主要是中共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科技,农业国防等,四个现代化,可是没有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民主化,那可能,当时中国的学生就觉得说,中国都这么的现代化了,那为什么没有第五个民主化呢,所以就要征求一个民主化,在同时期的台湾,两地政府对待人民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当时台湾是走资本主义,中国走的是共产主义,1978年才开始走资本主义,那么原本就是说,两岸政治体制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么1989年的那个时候可以说算是中国民主化的很好的一个契机,甚至是可以说比台湾还要早民主化的契机,因为同时期在1990年的三月发生了一个野百合事件,两个事件不同的结局导致了两岸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那么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可以讲是非常残忍的一个镇压,那么也断了中国走向民主人权社会的一个机会。

野百合学运(又称三月学运)是台湾在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发生的学生运动。在该次运动中,人数最多时曾经有将近6000名来自台湾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今自由广场)上静坐,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要求。这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来发生的首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行动,他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在学生运动后,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在不久后召开国是会议;且随后在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使台湾的民主化进入新阶段。

那么台湾当时不同的是,李登辉总统答应了学生的所有要求,那么也就是两岸也就开始说我们不一样,原本可能台湾人是觉得说,中国人是我们的同胞,好麻吉,可能从这时候开始,大家就觉得,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不是同胞。

记者:魏京生先生在1978年中国民主墙运动所提到的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民主化,实际上中国是缺乏民主的,您刚才也提到1989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民主化非常好的契机,但是由于邓小平、李鹏这些中共的强硬派不愿意改革,也就产生了一种说法称“杀掉多少学生,换来中国30年的稳定”那么您对于中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些看法,您是怎样去看的?

陈同学: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真的是很好,有很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可能也因为当时的镇压,也就导致中国从此没有发生过比较大规模的暴动,或者叫社会运动。

这个稳定也促成了经济发展,这个傲人的经济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根基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国有一个很靓丽的经济的契机,很靓丽的一个经济表现。

严家其:“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网络

可是实际上,我们揭开了这个靓丽,比如人权,包括很多健康权什么,生存权,参政权这些什么都没有,反观台湾,可能经济真的比较疲弱,但是我们已经建立了民主,可以讲已经是我们生活和思想的一部分,民主自由人权,我们比较有自己的权力,你看台湾同婚也通过了,就是因为当时的台湾民主化,所以同婚也合法化。

那整个人权也迈进一步,我们经济虽然比较美那么好,我们走的每一步发展的慢,可是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很扎实的,就好像有两个团体,有一个团体是那种会一直争吵的团体,另一个是:“有病的和谐“你会想呆在哪个团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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