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被指「反党」 共识网:把人打成“反党集团”者最终才是反党集团!

任志强事件引内地左右大开战
任志强事件引内地左右大开战

【博闻社】在北京市委旗下的千龙网给任志强戴上「反党」帽子后,中共各级党媒正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任运动,大有文化大革命重演之势。但同时,不少网民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挺任」,并警示中国正走向第二次文革,贴出诸多有关文革的文字供人思考。

以下是共识网2月2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全文虽未提任志强事件一字,但明眼人都能读出,其针对的和想表达的是甚么。

一、何为反党?

反党,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反对党组织”,而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又可以理解为“反对共产党”。谁反对共产党,是针对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 员,却含糊不清。历史上,“反党”又常常跟“反党集团”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特定称谓的反党联盟或者集团,比如“三家村反党集团”、“高饶反党联盟”等 等。实际上,按照中共党校郭德宏老师的研究,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成“反党集 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成“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而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 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认识,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 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

总的来说,反党、反党集团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的现象,是在大讲阶级斗争年代出现的特殊现象。

 二、反党集团的五个时期

1、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从现有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

 

  王实味

  2、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也被称作“反党联盟”。后来这个集团逐渐扩大,形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在其他领域,还有一个“胡风反党集团”,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是建国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

3、1957-1958: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此时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是和全国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分不开的。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文艺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中央机关,都有一大批“反党分子”,各个地方的反党分子就更多了。

4、1959-1965年: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 治部主任的职务;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 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

5、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反党集团”。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

 三、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以下三类。

 

 

1、彻底平反:如“彭德怀反党集团”、“习仲勋反党集团”。

2、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比如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虽然认为“五人反党集团”不存在,但是回避了王实味的问题,仍然认为他是有政治错误的,平反并不彻底。

3、仍维持原结论。比如“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但是近些年,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在史学界,对这两个反党集团的争议都很大。

四、“反党集团”与党内斗争模式

发生于1955年的“高、饶反党联盟”,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饶事件”的两位主角

“高饶反党联盟”开启了党内政治斗争的运作模式,此后的“反党(或反革命)集团”几乎都难逃此模式:

1、中央高层确定整肃对象时,先分别打招呼。打招呼,既是一种发动,也是一种试探。试探得到响应后,开会予以确认,然后再召开座谈会予以揭发。

2、用假想的另一个“司令部”、“独立王国”的帽子,不顾事实地株连,巩固假想的结论。

3、向某个领导提意见就是反领导,而反领导就是反党。

4、表态作为考核干部思想政治水平的标准,导致两个结果:批判者一哄而起,墙倒众人推;被批判者不表态认错,就罪上加罪。

“高、饶反党联盟”的定案,开启了1949年中共建国后党内斗争的一种范式,此后,“反党(反革命)集团”层出不穷,而上述的斗争手段也被继承 并逐步发扬光大。1955年上半年,党内继“高、饶反党联盟”后有“潘、扬反党集团”(后来加上饶漱石),党外有“胡风反党集团”(后来很快变成“反革命 集团”了),相互映照。其后,借着肃反的形势,“反党小集团”开始多了起来,譬如文艺界有“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适时产生,甚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 古典文学研究室,也是一个以聂绀弩为首的“反党的独立王国”。到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抓“反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到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则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错误的想法与做法,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五、打“反党集团”的经验和教训

1、“反党集团”界定的模糊性

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反党集团”的规定或界定。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界定,那就没有 限制了,只要领导人认为什么人与自己看法或行动不一致,就可以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把无数根本不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此外,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没有明确规定,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或机关打的。其中有中 共中央委员会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门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打的,有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县委打的,有国家机关或党组打的,有群众团体的党组打的,还有很 多说不清是什么人、什么机关打的。既然什么人、什么机关都可以打“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无法控制了。

2、尊重党员真正的民主权利

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斯大林的“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观点曾在党内风行一时,并写入四中全会的团结决议中。

从“高饶事件”到“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斗争,如果有什么教训值得记取的话,首先是党内的政治生活要按照党章办事,遵守民主集中制,党员有真正的 民主权利,被认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拥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其二是对人的问题做结论,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搞无限上纲,真正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去做,而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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