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荊陵在法庭上的自辯和最後陳述

1【博聞社綜合】廣州異見維權人士唐荊陵等三人,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昨、前兩日在廣州庭審結束,法院將會擇日宣判。當局對庭審如臨大敵,出動大批公安便衣在法院四周巡查,防有人示威搞事。

本社獲得唐荊陵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護和最後陳述,刊登於下。

2015-07-25

事實部分

 1995年,在一個稍顯偶然的場合,自從我表露自已的人生使命——致力於中國的民主化——以來,轉眼已二十年了。2005年11月,在中共特務當局的迫害和持續阻撓下,我失去了律師執照,損失了日益繁忙和收入尚佳的律師業務,以後一直未能恢復執業。在第二個十年的今天,袁新亭、王清營和我一起被囚在許多方面比納粹集中營更惡劣的牢獄中一年以後,我們迎來了這場煸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義下的審判。

這是黑暗對光明的審判,是毀滅對希望的審判。然而,正義即使暫時被擊倒,也遠比邪惡強大。面對這場非法和不正義的審判,我不想通過什麼辯解以緩和可能遭遇的嚴厲判決。早在對劉曉波先生,更是對08憲章的那場臭名昭著的審判中,我已斷然指出,專制若不是有罪的,自由就斷不是無罪的。對我們的關押和判決正是獨裁者自身罪惡的標尺。過去一年裡,我們都已經飽嘗了超乎刑罰的痛苦和屈辱。但這一切正是自由戰士榮耀的冠冕。儘管我們也許無法阻止邪惡肆虐,卻可以堅持對自由和正義的追求,借著這場審判,讓我可以回首自已二十年走過的路。

這是一場自我徵召的幾乎永不停歇的戰鬥。當我初踏上這條道路時,從來沒有想過我這麼一個從江漢平原的普通農家走出的稍顯孤傲又略帶羞怯的少年,他寒微的身世是否能支撐他隻身去面對這場挑戰,以至越到今天,我才日益感到自已力量的渺小。這就不難理解許多人也許對自由、民主、人權在學理上精到的了解,甚至還同時擁有財富,對公眾廣泛的影響力、乃至有崇高的政府職位,他們本應負起領導人民的責任以和人民賦予他們的這一切相稱,但在面對幾乎純粹的個人對殘暴的獨裁黨國機器之間絕對不對稱的戰鬥時,就遠離了註定艱險又似乎笨拙的為自由而戰的道路,背棄了自由不可能由人恩賜的道理。他們在遠征中脫隊了。但是,正義、自由和尊嚴在人內心點燃的火焰是無法熄滅的,它只會越來越猛烈地燃燒。我的信心是與日俱增。

唐荊陵被捕前
唐荊陵被捕前

1994年的時候,我曾回絕了一位同事的邀請,沒與他一同參與當年的律師資格考試,但這個邀請給了我關於律師職業的初步印象。到了1996年底的一次朋友聚會中,我們有好幾個議定一起參加律師資格考試,這最終決定了我以後的職業道路。我是在一個不祥的氛圍中開始執業的。1998年秋我開始實習,1999年就發生了迫害法輪功事件,當我看到報紙上不由分說地攻擊這個當時我從未聽聞的功法時,我對法律的研習讓我明白,這是法治建設的災難,也是司法職業者們的災難。律師職業若要有別於訟棍的行業,我認為在於律師應有對法治精神——即自由、人權、平等這些價值的充分理解和堅守,這同時也是司法人員有別於劊子手和黨衛軍之處。對法輪功的公然迫害就這樣成為我們整個國家良知和勇氣的考驗。一些真正的律師為捍衛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的原則,有力地為受到迫害的法輪功修鍊者進行無畏的辯護,許多人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高智晟律師無疑是一位優秀的表率。他在與我們共同經歷太石村案後,緊隨我們之後也失去律師執照,不久更被捕入獄,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期間遭遇酷刑,多年生死不明,妻兒也被迫流亡海外。在這場尚未終結的考驗中,得以勝出的是無數勇敢頑強的普通修鍊者。我們這些捍衛信仰自由的聲音至今仍淹沒在獨裁者們無處不在的喧囂之中。

2000年,互聯網開始進入普通人的生活,為政治自由開闢了一塊不斷的試驗場和戰場。在這片處女地上,一直被牢牢鉗制的國人開始體驗言論自由的滋味。伴隨網路覆蓋人群的擴大以及網路工具本身的升級和型態變遷,獨裁勢力與自由人士在虛擬空間里的封鎖與反封鎖、掃蕩與反掃蕩、圍剿與反圍剿也一直相伴交替上升。在黑暗力量一波接一波的攻擊中,既有對網路物理空間的監視,壓制和取締,更包括直接對線下人們的恐嚇、分化、收買、經濟壓制乃至直接的拘捕和關押。

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是從未放棄的人之一。以早期的BBS、電子郵件、後來是獨立網站、網站社區、即時通訊工具、博客、微博、社交及分享網站,到現今的4G移動互聯應用,在逐步擴展的網路新疆界上,有許多歷盡苦難而初心不改的人,比如因開辦「民主與自由」網站飽受迫害的作家野渡、民生觀察的創立者劉飛躍、六四天網的創立者黃琦,以深刻老辣的諷刺網文被捕而名噪一時的女作家劉荻,見解深刻的政論家杜導斌,被中共特務當局設陷迫害的楊子立、張宏海等新青年四君子……..,難以一一盡述。我們或曾一同戰鬥,或曾遙相聲援.我們是以嚴酷的圍剿中走出的一代,無數前赴後繼的網民以自由的言說對獨裁勢力的言論控制進行了堅定的不合作,這場仍在擴大的艱苦戰鬥已經深刻地重塑了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打破了獨裁喉舌獨佔輿論的生態,為下一步的民主化轉型創造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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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11襲擊後,中國的各級法院紛紛開始引入門禁安檢,政府人員可以免於搜包及電子探測,律師和普通公民則不能倖免。對律師的職業尊嚴來說,這無疑是一種不可接受的屈辱。很快,我寫了一封批評這一做派的公開信發到中國律師網上,結果只換來被封鎖帳號的回應。這麼算來,我第一次介入維權公共事務倒是為律師們維權。這一舉動無疑沒有達到我的目的,就是到了今天,對出庭律師進行安檢的措施仍未絕跡。尤其讓人遺憾的是,當時的律師界本身為此而明確表示反對的人似乎並不多,能積極採取行動試圖消除這一侮辱的人就更少了。至於像我這樣無足輕重的人作為害群之馬被趕出中國律師網更是不會引起一絲漣漪。

接下來是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我久已關切到,早在此案之前,報上曾幾度批露過比這更悲慘,更黑暗的事件,都沒有撼動暫住證制度和收容遣送,這一暴政的根基。或許,這次不同的是,互聯網的介入改變了事件發展的模式,開啟了新的進程。當時,一位著名的網友東海一梟迅即發起了一個廢除收容遣送和暫住證制度的公民聯署呼籲。我受邀擔任法律顧問,我就文本提出的修訂意見得到不少發起者的認可和好評。後來,我看到報紙發布消息,稱許志勇、滕彪、俞江三位法學博士也發出了類似的呼籲。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政府突然宣布廢除強制收容遣送制度。這次戰鬥固然沒有取得所期待的完全勝利——全面調查這一暴政的罪惡,並廢除之。

事實上,中共當局迴避了任何歷史調查,連對孫案本身也是草草了結,順便還以他種事由拘捕和重判了率先報道此案的南方都市報的兩位領導者。這種掩蓋真相,迴避責任的做法是不可能有未來的。所以,每次我看到中共當局不時煞有介事地批評日本右翼勢力迴避二戰侵略醜史和責任的惡行時,總是感到十分可笑,在歪曲及隨意篡改歷史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中共這麼做,顯然是一百步笑百十步了。不過,畢盡在這一事件之後,許多人的生存狀況從此改善了。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卻象逃奴或偷渡客一樣惶惶不可終日的狀況多少沒那麼嚴重了。

2004年,我擔任東莞興昂鞋廠罷工事件被捕工人屈朋濤(陝西商洛人),劉具飛(湖南新寧人)的辯護律師,因同台辯護的緣故,還認識了高智晟律師。在這個案件中,我首次遭遇中共特務的公然阻撓。當時,我所在的律師所要開辦東莞分所,我作為分所負責人卻無法遷冊東莞,後只好仍回廣州註冊,東莞特務當局的人甚至恬不知恥地公然要求我停止辦理案件,被我拒絕了。2005年太石村案件期間,出來扮演這種角色的竟然是司法局的官員。這一次,終於讓特務當局失去了耐心,作為對我們的報復,2005年11月21日,與我一同辦理此案的郭燕律師都被停止了律師合同,後來雖經多方面努力,我們終未能恢復執業。太石罷免案的主要協調人和推動者郭飛雄則為此而入獄,同時被捕的還有性格堅毅的獨立人大代表呂邦列。

在那些年代,為人權事件進行聯署呼籲是一種很常用的行動模式。它能夠闡明呼籲者對某一事件的立場,還可以作為動員民眾的一種方式,又促進了各方人士之間的團結。我親歷過許多這類事件,如劉荻案、師濤案、力虹案、胡佳案等。這裡有兩件事值得略加說明。一是香港反二十三條立法期間,杜導斌先生髮起了一個聲援的聯署聲明,在我的印象中,這是內地民主人士首度聲援香港。我為文本提供了一些修訂意見並被接納。在這事之後不久,杜導斌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關押到2010年。另一件是當時鑒於中共特務當局加大對網路自由力量的打擊,多次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迫害網路作家,我們一些律師界同仁領銜發起了一個敦促中共當局廢除這一鉗制言論自由的惡法的公開聲明。同許多類似的經歷一樣,中共當局並未作出任何善意的回應。

在第一個十年中,我看到也親自體會了中共特務當局對民主和人權活動人士的種種迫害手法:關閉網站、封鎖網路帳戶或切斷聯線、切斷個人甚至家庭的收入來源、非法的驅趕、竊聽、跟蹤盯稍和監視、任意的抓捕和關押、酷刑乃至重判。不少人輪番上陣和不斷加碼的威脅利誘或生活壓力下淡出了戰鬥的前沿,也有人通過重重考驗,堅持了下來。我們彷彿處在一個無物之陣中,我們狐獨的聲音總是被黑暗的無形之牆隔斷。這是由領取人民俸祿、可以隨時調用政府的人力、技術和物質優勢的巨無霸般的中共特務當局,與獨立維生、自行負擔費用並承擔幾乎全部風險的自由戰士個人之間的一場戰鬥,是一場絕對不平衡的比賽。

唐荊陵被捕前與妻子
唐荊陵被捕前與妻子

2005年的停牌對我是個嚴重的考驗。我們的收入大幅下降,當時為避免特務驅趕又用積蓄買下了房子,以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甚至為了5元錢的門票大費躊躇而不得不減少好些公眾活動。我們從事的所有這些公眾工作,花費全部是由我們本人負擔的。那一段時間,我們這個小家庭主要靠我太太並不優厚的工資生活。為了擺脫困境,我翻譯了甘地的一本暢銷書《健康指南》,到處聯繫一些朋友,問可否出版這書以及我本人的一些作品。我當然不便向外界提到我的個人困難,我認為這是需要由我自已解決的。四處碰壁後有一位朋友直率地告訴我,由於我沒有名氣 ,這些譯作和作品是很難出版的。我之所以選擇翻譯本是充分考慮到了這一點的。這讓我只好停止繼續翻譯《印度自治》等作品的計劃。至今,我也還沒有看到這些文化珍寶被引介進來。

艱難的時刻終究是挺過去了。更出人意料的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共特務當局的打擊反而催生了2006年9月底發起的公民不合作運動——贖回選票行動。這一行動還得到老一輩民主人士任畹町先生的襄贊,他毫不猶豫地願意擔當發起人之一。這一持續到2008年初的行動就此開啟了我社會公眾生活的下一個十年。在前面的十年里,我已深入思考中國民主化的戰略選擇,也曾就其中一些問題在網路論政中與一些人士交流過。八九年的大屠殺,使一些人喪失了對非暴力的信心(其實,我敢說,與其說他們的信心消退了,不如說他們從來未曾擁有這種信心來得更確切)。另一方面,又沒有可行的武裝革命的手段和現實空間。加之在九十年代以中流砥柱之態逆勢挺進的王炳章、胡石根、查建國、徐文立、王軍濤、劉賢斌、秦永敏、張善光、陳西、王有才等為代表的人士嘗試打破政治結社的堅冰,無一例外地遭遇殘酷鎮壓。這一新的重大挫折無疑在許多喪失了方向的人們中加劇了戰略虛無主義的影響。

儘管如此,我從來就認為中國民主化的戰略不僅必須,而且是可能的。它獨特的困難之處在於在一個共產極權的國度里,在獨裁尚未鬆動或瓦解,有時甚至惡化的條件下,如何啟動民主化轉型以及如何實現民主化。然而,前人每一次偉大的嘗試,不論成功或者挫折,都為我們未來的選擇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八九年大屠殺的鮮血讓我更堅定了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決心。就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的內在趨勢而言,民主化是難以抗拒的潮流。今天的世界,民主國家在數量上已佔絕對優勢,獨裁國家已經風雨飄零,所剩無幾。同屬華人世界的台灣已經在民主化方面成就斐然。儘管看起來有許多困難,建立一個民主和自由的中國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沒有農夫播種、澆水、施肥、除害、風調雨順也並不會讓土地自然地結出豐碩的果實。一個適當的民主化戰略才可能為這個國家開啟無限的未來。經過多年不斷思考、尋找、驗證、實踐,我認為公民不合作運動就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我一開始就沒有挖空心思去尋找時新的命名來描述這一戰略而直接借用了甘地等人創始的名字。公民不合作具有開放和多樣的形態,以及廣泛的適用領域,很容易適應多中心和非集中式的推動方式,從而在極權社會中能創造民主力量生存和發展的可能。另外,即使一個人對這一思想和戰略體系一無所知,也完全可以通過甘地、小馬丁.路德金等廣為人知的典範或諸多社會運動的研究著作獲得如何推動民主化的實用方法,而無須藉助特定的渠道,這一過程也合乎民主與自治的內在涵義與要求。每個接受了公民不合作理念的人,自然成為自由的火種,這樣的人之間即使毫無個人交往,在需要時也能很容易建立緊密無間的合作。

不象有些謬誤所認為的:中國文化沒有這樣的傳統。古人所說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及其豐富涵義與非暴力理念多有相合之處。頗有中國式不合作綱的伯夷、叔齊則被王陽明先生列為與文王、孔子同列的聖賢。歷史上類似的人物還是不少的。一個好的戰略應該是民眾身邊熟悉的事務和行動,易於理解和參與。這有一個現成的例證。法輪功遭遇迫害後,許多修鍊者不避艱險,以各種創新的形式自發進行了「講真相」運動,相當成功地抵消了中共喉舌誤導下所形成的對法輪功的很多偏見。

2007年4月26日,就在鄧小平發布其殺氣騰騰的4.26社論的日子,我啟動了第二個行動——六四靜思節行動,以此作為我個人向六四十八周年的獻禮,同時,試圖通過這個開放而富有前瞻性的行動將八九年所遺留的自由火種激活起來,我不是長於溝通和聯絡的人,我所期待的積極進取的合作精神也並未自動湧現,所以,到目前為止,這個目的遠未達成。然而,對行動的目標——讓六四成為一個國家法定紀念日——的實現,我是毫不懷疑的。它只是或許不是完全按照我設計的路徑實現而已。

2008年頗多收穫。年初時,我在張輝等人所提出的「林昭死難四十周年祭典」草案的基礎上發起了「四二九林昭日」行動。在我傾力推動的各項工作中,這一行動取得的成果(如歷年現場與線上參與的人數;行動對象參與者帶來的持續影響;行動對社會的重塑等幾個方面來看)是最讓我滿意的。要知道,這些成果是在沒有任何組織支持,沒有任何財政支持,也從未向公眾募款(這並非有意自我設限而是實際困難)的條件下取得的。而且,在這一行動誕生和壯大的七年中,中共特務當局的打壓措施是迅速躍升的,從起初的現場監視和騷擾,大範圍軟禁到無差別的任意拘押。這為我提出的「讓自由成為習慣是破除專制的秘決」這一論斷提供了另一個例證。基於同理念設計的六四靜思節行動本可預期有更大的成效,但或許上帝有自己的安排,非人力所能測度吧!這裡不能不提到朱承志先生,我個人認為,他對這一行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到目前為止是無人能及的。可惜的是,我現在身陷牢獄,不知何日再有機會與這些勇敢者在林昭墓前聚首。

林昭作為非暴力的殉道者的意義尚未普遍為國人理解和接受。墓碑上她的遺詩是其心跡的剖白:自由無價 生命有涯 寧為玉碎 以殉中華。4.29林昭日這一命名正是要彰顯其意義,林昭日行動則是對林昭為之殉道的自由理念的踐行和發揚。在追求自由、民主和捍衛人權的道路上,還有許多殉道者,他們的血尚被歷史的灰塵掩藏,如遇羅克等。這寶貴的財富有待於我們去發掘和繼承,只有他們厚重的生命獻祭才托起我們光明的未來。

08年的世界人權日,我們首批303名海內外華人聯合發布了08憲章。這一文本扼要回顧了中國人追求憲政的歷程,並展望了一個新的政治願景。憲章發布後不久,作為主要推動者之一的劉曉波先生被捕入獄,在一年後被重判十一年。我相信,中共特務當局的倒行逆施完全無損於這一行動的歷史地位。

在這一年,還有一件插曲是不能略過的,以前我一直沒有對外公開過。5月12日,四川發生了汶川大地震,災情十分嚴重。我聽聞消息後當即向朋友們發出呼籲,希望大家各展所長,支持或投入賑災。當時,我們還在被特務當局的經濟扼殺中尚未喘過氣來,無法進行經濟上的支持。我正好沒有了朝九晚五的束縛,倒是可以去現場做一些義工工作,只是在等待合適機會,作為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者,我明確反對通過中共操控的GONGO進行偽善活動。救災過程中暴露出來的這類偽慈善機構的麻木和腐敗在善良的人們心理上造成了一場同樣的地震。在後來的幾年中,已經難以被蒙蔽的人民通過拒絕向這類機構捐款的不合作行動抵制了這些GONGO,但還不足以促使中共當局完全開放真正獨立的公益NGO機構的生存空間。

很快,參與救災工作的機會來了。廣州良人教會王島牧師(良人教會後來受到迫害,王島被囚一個多月,後他們一家避難美國)的夫人是一位幼教專家,開辦了許多幼兒園。他們很快在災區建立了針對失學兒童的帳篷學校。由於許多志願者只能提供不到一個月的服務。這不利於穩定常在驚恐中的兒童的情緒,他們開始廣泛徵集能服務一個月以上的義工。我很喜歡孩子,而且似乎有一些與他們打成一片的天賦,雖然十分渴望,我們夫婦卻一直沒有孩子,暫時沒有無法脫身的負擔,所以我與我太太商量後決定去支教半年。在教會的幫助下,我迅速按要求買好了機票、防水墊、睡袋、準備去災區。誰知臨到起飛前一晚,廣州市公安局長期負責盯稍我的警察找到我,聲稱奉上級命令不准我去災區。我據理力爭,並願意向他們承諾我僅僅從事支教工作,不會從事令中共特務當局擔憂的事——比如接受境外媒體訪問,從事災情調查等。當然,他們並沒有權力來干涉我從事何種援助災區的工作,但真誠地出於服務災區人民的意願,我甚至願意向這種無理的要求讓步。來的警察似乎接受了我的意見,他聲稱他本人無意阻止我去。可到了第二天,他們仍然阻止了我。後來,我聽到回來彙報災區見聞的教會支教義工講到就在我原定到達帳篷學校的日子,四川大批警察去包圍了學校,拿著我的相片搜尋我,問我是否到場。類似的場景以後在烏坎封村時又出演一次。不久之後就發生了對廣州良人教會的迫害案,未嘗不是由此而引發。這就是中共特務當局積極從事的「救災」工作。

這一年我還另參與了一些頗有意義的工作。如滕彪博士發起的為藏族同胞辯護的聲明。在贖回選票行動推動的初期,遭遇打壓,滕彪和上海作家小喬女士撰文聲援,顯示了他一以貫之的襟懷。在推特上,我參與發起了民心片行動,號召大家給被囚的民主人士寫信或明信片表達感恩,鼓勵和支持。每個曾經的良心犯都能體會到獄中來信的重要支持作用,大量的這種信件更能成為弘揚民主價值的一個特殊渠道,安排得宜的話對參與者並無太大負擔與風險。可惜的是,就我觀察所及,這個行動並沒有成熟地運作起來,參與推動的人很少,寫民心片的人也不多。

2008年還作為維穩費超出軍費的元年載入史冊,我稱之為這是中共當局向人民宣戰,此後用於壓制民眾的維穩支出一路高歌猛進,並無回頭。

就在我越來越多投身於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時,很驚喜地發現了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先生,他克服艱苦的條件,以卓越的研究填補了非暴力理念到社會政治革命的具體路向之間的許多空白。要以甘地或小馬丁.路德.金為數不多的簡體中文譯本中尋找出適合中國的道路,這對許多中國普通讀者來說是個不可能勝任的任務,而有了吉恩.夏普先生如同技術說明手冊般的著作,一個有著中等教育程度的研修者很容易就可以明白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力量所在,也不難找到適合自己實施的方法。通過夏普先生網站的介紹,我還得以接觸兩位卓越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馬克.帕瑪和羅伯特.赫爾維——的有著同樣優點的著作。在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時,我總是建議人們先學習這些著作以作為知識基礎。

2009年夏天,我們常常一群朋友身穿民主自由文化衫出現在遊人繁多的白雲山。這是將自由民主的文化元素帶入日常生活的一個舉措,參與行動的許多人受到特務當局多方騷擾。7月19日這一天,我們更是十多人被留置在白雲山公安分局8小時,被非法強行收繳了身上的衣服。王清營還為此失去了大學的教職。這個行動的理念和方式卻得到了傳揚。同年10月1日,我啟動了一項個人性的公民不合作行動——五千天告別專制倒計時行動,方法很簡單,就是通過自我展示平台播發每天的倒計時數,以2009年10月1日開始。每個認同這一行動的人都可以通過自已的渠道轉發,或者根據自已內心的呼聲啟動自已的倒計時。這將給你信息覆蓋範圍內的人們不容因避的挑戰,同時也激勵你自已來面對這一挑戰。你所認定的時間不必與我一致,關鍵是採取這種做法。在推特上,我常發出倒計時,國內所有我這個內容的網路平台都迅速遭到封鎖的命運。我注意到避難海外的陳光誠先生會不時轉發。我很高興能有他這樣勇敢和智慧兼備的鬥士在這個行動中做我的知音。現在即使身在囚籠之中,我仍在繼續這每日的功課。我們對自已進行革新的內在努力,必須絲毫不能少於對社會進行革新的外在努力,否則,告別專制是不可能的。正如甘地所說,首先要改革的,正是改革者自己。只是不知是否有人在外面拾起我落下的接力棒?

很難有一個戰略不和民眾的切身生活發生密切聯繫而可以取得成功的。所以,2009以後的幾年中,我陸續發起了涉及勞工權益的「我的583行動」、「廢除戶籍隔離行動」、以及「普惠制基本養老金行動」。「我的583行動」針對的是普通勞動者工資收入在GDP中佔比過低而提出的一個增加工資收入的方案,09年時提出的標準是5天工作制每天八小時月可得收入三千元,因此得名「583」。「廢除戶籍隔離行動」則以政治、社會經濟平權為目標,指向戶籍隔離這一中國獨有的歧視制度。「普惠制基本養老金行動」是以中央財政覆蓋全部老齡人群並提供至少基本生活線之上的養老金為訴求。這三大行動的內容緊密關聯又各有側重,涉及絕大部分人口的直接利益。只是就在我打算逐步將全部精力集中到這三大行動上來時,2014年5月我就被捕了。

2010年下半年開始,席捲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讓不少專制政權紛紛垮台。2011年初對中國的波及是引發了中共特務當局對國內民主人權活動人士的大搜捕。從2月份開始,我和許多朋友被囚在番禺南大路的廣州民警培訓中心內,關押時間最長的除我之外,就數袁新亭、以及孫德勝(2013年8月,他再次被捕,與郭飛雄同囚於天河看守所)了。我在關押期間,每班二至四個警察,一天三班24小時沒有一分鐘間隔地連續審訊,三四月份就在這樣刑訊逼供的地獄中度過。8月份,我才被釋放並強制押送回湖北。就在我被關押的這段時間,特務當局還將我太太關在我們家中,將我的家變成了他們的臨時監獄,引發了她嚴重的抑鬱症。這些為惡的人也許至今還在輕蔑地上帝說:「我手作惡,誰來報應我呢?」

習近平當權後,以2013年開始掀起了更大的鎮壓狂潮,範圍和力度遠超過2011年,妄圖扭轉民主化的浪潮,但是,他或許不知道,黎明前的黑暗終不能阻止光明的到來。

這些年來,我只做一件事,就是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這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促進自發的公民不合作的增加;二是促進自發的公民不合作的提升;三是推動自覺的公民不合作運動,帶來民主和自由的中國。公民維權實踐的多發擴展和蓬勃興起,催生了自發性的公民不合作行動的無數活的源泉,並日漸匯流成浩蕩之勢,這是我積極投身於人權捍衛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頭一個十年中,在維持個人生活之外,我業餘時間大多用在了前兩個方面的工作。在後一個十年中,我逐步將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投入到這三個方面,而且越來越集中於第三個方面的工作。今天,我自已對所做的一切的評價,只是愚公移山挖出了第一鍬土,如精衛填海投下了第一顆石子。我才剛剛開始,就遭遇了這場審判。但烏鴉的翅膀畢竟遮不住朝陽的光輝。

我們所相信的,以及我們努力行出來的,都力圖公開在世人面前。以一開始,我就確信,公開地、光明地、自豪地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是我們走向民主,走向自由、走向有尊嚴的生活的捷徑。在這個過程中,就建立了公民之間的愛、信任與合作,為國家奠定了自由的根基。肯尼迪在柏林講到:「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民主國家)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來防止他們離開我們.....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我們雖屈身高牆之下、鐐銬之中、心靈卻在自由地徜徉;有人雖出入隨意,行止自專,心靈卻委頓在獨裁者權力意志的鐵籠之下。你心中的柏林牆,何時開始倒塌?

六四屠殺蒙塵二十六載的鮮血還在流淌,可曾擊中你的心房?維權者絕望和痛苦的呻吟,可曾模糊你的眼睛?新疆大地點點燃起的烽煙,可曾灼痛你的心田?百餘藏族同胞點燃自己為火炬,可曾驚醒你的痴迷?如果你們沒有醒來,但願你不要落在沉默的詛咒中去。我們雖然被扼住了咽喉,我們仍要吶喊,因為我們扼住了命運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