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工自联吕京花：我的生命因六四变得更有意义/视频
日前，前北京“工自联”负责人，天安门工自联广播员吕京花女士接受博讯记者采访，她详细介绍了当年自己在广场活动的10个昼夜，以及六四屠城后南下广州，经黄雀行动救援组的营救来到香港，后被美国接受为政治难民的经历。
吕京花在六四事件中是出于对学生的同情而加入这场运动。她当年已经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商人，当年生意非常之好。可是到了八九年的4月份，北京开始了学生运动，每天有大量的学生在店门前走过和停留，影响了店内的销售。
吕京花从前没有参与政治运动，但很有正义感，善恶分明。在这场学生们运动中，她非常认同学生们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的诉求。对中国官场的腐败，她有切身的体会。因为店铺生意好，因此就有人要霸占她的店铺，而且有当官的撑腰，有恃无恐。甚至有些人用匕首顶住她的后腰，要她就范。
学生运动虽然影响了她店铺的生意，但吕京花认为，学生们位的是建设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长远看对老百姓、对自己是好事，应该积极支持。于是她从观望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
开始时，她每天给学生捐钱，送水和食物。到了5月22日全市人民大游行后，吕京花步入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大本营。大本营设在天安门广场西观礼台的西侧，吕京花自费购买了30本介绍中国官场腐败的书《中国泪》销售后给“工自联”做组织经费，并毛遂自荐要求为工自联服务。开始是帮助整理各种宣传资料，后来因人手不够，她就担任了播音员。吕京花少年时，曾在学校里受过朗诵训练。在天安门广场，她每天广播10多个小时，每次播音2小时。就这样，她在广场度过了终生难忘的10个昼夜。
1989年6月3日凌晨12点左右，吕京花接到通知，军队已经开枪，为了保存实力，“工自联”决定撤离广场。在烧毁了大本营的帐篷和工自联成员的花名册后，吕京花和另外两名播音员撤离广场，当他们翻越马路隔离墩，进入天安门城楼金水桥时，军队开始向广场射击，呼啸的子弹在她的头上飞过。突然，她身后的一位女士尖叫起来，她的男友的肩膀中弹了，大家搀扶着伤者进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侧门，绕过筒子河，后又去了南河沿躲避。
当吕京花和2位播音员试图返回南城，寻找新的避难处时，她们在正义路口又目睹了军队开枪杀人的惨烈场景。军人故意向市民腿部射击，当市民围上来抢救伤者时，军人就扫射前来抢救的市民，血泊之中，哭喊声叫骂声连城一片。吕京花当时躲在一根水泥电线杆后面，近在咫尺的屠杀，让她惊恐的快要崩溃。军人疯狂射击后，撤回了广场。趁着枪声间隙之际，三位广播员迅速逃离了现场，到了南城一个朋友家避难。
吕京花将一位清华大学广播员同学送到学校后，带领了那位安徽的广播员去了沙子口“工自联”的联络处，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她决定南下逃难。先坐火车去石家庄，转换开往广州的列车。吕京花去了广州后，没有住在前夫的父母家，当时她还天真认为自己躲在遥远的南方会没有事，于是就在广州市中心租了一个住处，并打算在这里继续开店来。没过几天，她的梦想就被现实击个粉碎。她获悉自己的北京家被13名戒严部队的军人包围抄家，姐姐被军人用刺刀逼着去找人。不久，广州前夫家里也来了警察搜查，甚至远在河北的老家也去了警察进行盘查。吕京花几乎绝望了，偌大的中国已经没有我立锥之地，前途一片茫然。
就在危难之中，香港支联会派来援助人员找到了吕京花，与她商量协助她逃离大陆去香港。当听到去香港两个字时，吕京花回忆说，就好像身子软了半截，想到从此要“叛国”了，再见不到父母和刚满一岁的女儿了，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她犹豫很久，还是不想离开。又过了一个多月，在各种不断的坏消息的冲击下，吕京花才答应去香港。
1989年8月23日，一个漆黑的夜晚，小雨蒙蒙，吕京花与远志明、项小吉夫妇、刘卫、广州中山医学院一位学生，一共六个人乘坐一首小船慢慢划向公海。海上一片漆黑，看不到一丁点亮光。划了很久，看到了前面有船只灯光，隐约可以看到了军人披着雨衣在甲板上巡逻。大家看了后非常紧张，担心会遇到解放军的船堵截。大伙急忙换快艇，香港人叫“大飞”加快马力迅速离开。大约20分钟后就进入了香港海域。在离海岸500米左右，船老大告诉我们必须游泳到岸边。我们几个人互相鼓励着，游水来到岸边，海边的淤泥和锋利的礁石让我们耗尽了最后的体力才爬上岸。很快支联会派来一辆面包车把我们接走，望着维多利亚港的灯光，我和其他几位逃港人士抱头痛哭，是的，我们终于获得自由，这一刻来的太突然又太艰难了。
来到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六哥）在九龙的办公室，六哥看到我们一个个惊恐的面孔，非常平静地安慰我们，说不要怕了，到家了，你们喝点饮料压压惊，我喝了平生头一次听说的柠檬乐饮料，那种清凉甜蜜的味道我一辈子也难忘。一个星期后我们又经过“支联合”安排，去了香港警察署作了笔录，并在警署拘留所“蹲监”一天，第二天由律师保释，完成了到港的必要法律程序，成为一位偷渡入境的难民。在香港等待第三国的接受安排后，六位同伴被送往欧洲和美国，1989年12月8日，吕京花正式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的难民身份，搭乘飞往美国的班机来到了洛杉矶，开始了流亡的生活。
在加州，我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就学习工作，在一家香港人开的点心店作推车服务生。后来经哈佛大学龚晓夏博士的引荐，我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介绍中国发生的六四事件以及中国工运的历史。在这期间认识了美国劳联产联朋友，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工运朋友，吕京花首先在教师工会发表演讲，受到了与会者热烈反响，接着又在电信工会大会，车衣工会大会，汽车工会大会等发表演讲，震撼了整个的美国工运界。巡回演讲结束后。于1990年7月，吕京花被聘请为劳联-产联下属的国际妇女服务机构工作，开始从事她在美国的工运生涯。1990年12月获得“人权观察”组织的年度人权观察员荣誉称号，获奖金额二万，吕京花将奖状证书带回家中，摆放在书架上，当作鼓励自己的座右铭。而奖金全部留下给“人权观察“机构，希望送给天安门中遇难的战友们。
吕京花在采访时，讲了她是如何融入美国社会，并在多个领域获得成就。她在结束劳联产联工作后，马上去接受一家电脑学校培训，她很快掌握了电脑（当时是486）技术，毕业后去电脑公司上班当销售。吕京花15多年前开始步入房地产经纪人的领域，并通过了英文执照考试，连续多年成为销售佼佼者。去年她成为纽约二十一世纪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裔销售冠军。
吕京花在结束采访时对记者说，有人说我不参加六四，现在在中国也会活得非常滋润，不是亿万富婆也是千万身价。我对此回答是，我不后悔我的选择，六四让我失去了一些个人利益的得失，但是让我得到了丰富的国际视野以及对民主自由的深刻理解，六四让我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让我的自由的空气下释放我的情感和能量，让我能在完善自我中帮助他人。难忘六四，拒绝遗忘，这就是我的回答。
博讯记者西诺 纽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