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工自联吕京花:我的生命因六四变得更有意义/视频

日前,前北京“工自联”负责人,天安门工自联广播员吕京花女士接受博讯记者采访,她详细介绍了当年自己在广场活动的10个昼夜,以及六四屠城后南下广州,经黄雀行动救援组的营救来到香港,后被美国接受为政治难民的经历。

 吕京花在六四事件中是出于对学生的同情而加入这场运动。她当年已经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商人,当年生意非常之好。可是到了八九年的4月份,北京开始了学生运动,每天有大量的学生在店门前走过和停留,影响了店内的销售。

吕京花从前没有参与政治运动,但很有正义感,善恶分明。在这场学生们运动中,她非常认同学生们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的诉求。对中国官场的腐败,她有切身的体会。因为店铺生意好,因此就有人要霸占她的店铺,而且有当官的撑腰,有恃无恐。甚至有些人用匕首顶住她的后腰,要她就范。

学生运动虽然影响了她店铺的生意,但吕京花认为,学生们位的是建设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长远看对老百姓、对自己是好事,应该积极支持。于是她从观望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

开始时,她每天给学生捐钱,送水和食物。到了5月22日全市人民大游行后,吕京花步入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大本营。大本营设在天安门广场西观礼台的西侧,吕京花自费购买了30本介绍中国官场腐败的书《中国泪》销售后给“工自联”做组织经费,并毛遂自荐要求为工自联服务。开始是帮助整理各种宣传资料,后来因人手不够,她就担任了播音员。吕京花少年时,曾在学校里受过朗诵训练。在天安门广场,她每天广播10多个小时,每次播音2小时。就这样,她在广场度过了终生难忘的10个昼夜。

1989年6月3日凌晨12点左右,吕京花接到通知,军队已经开枪,为了保存实力,“工自联”决定撤离广场。在烧毁了大本营的帐篷和工自联成员的花名册后,吕京花和另外两名播音员撤离广场,当他们翻越马路隔离墩,进入天安门城楼金水桥时,军队开始向广场射击,呼啸的子弹在她的头上飞过。突然,她身后的一位女士尖叫起来,她的男友的肩膀中弹了,大家搀扶着伤者进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侧门,绕过筒子河,后又去了南河沿躲避。

当吕京花和2位播音员试图返回南城,寻找新的避难处时,她们在正义路口又目睹了军队开枪杀人的惨烈场景。军人故意向市民腿部射击,当市民围上来抢救伤者时,军人就扫射前来抢救的市民,血泊之中,哭喊声叫骂声连城一片。吕京花当时躲在一根水泥电线杆后面,近在咫尺的屠杀,让她惊恐的快要崩溃。军人疯狂射击后,撤回了广场。趁着枪声间隙之际,三位广播员迅速逃离了现场,到了南城一个朋友家避难。

吕京花将一位清华大学广播员同学送到学校后,带领了那位安徽的广播员去了沙子口“工自联”的联络处,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她决定南下逃难。先坐火车去石家庄,转换开往广州的列车。吕京花去了广州后,没有住在前夫的父母家,当时她还天真认为自己躲在遥远的南方会没有事,于是就在广州市中心租了一个住处,并打算在这里继续开店来。没过几天,她的梦想就被现实击个粉碎。她获悉自己的北京家被13名戒严部队的军人包围抄家,姐姐被军人用刺刀逼着去找人。不久,广州前夫家里也来了警察搜查,甚至远在河北的老家也去了警察进行盘查。吕京花几乎绝望了,偌大的中国已经没有我立锥之地,前途一片茫然。

就在危难之中,香港支联会派来援助人员找到了吕京花,与她商量协助她逃离大陆去香港。当听到去香港两个字时,吕京花回忆说,就好像身子软了半截,想到从此要“叛国”了,再见不到父母和刚满一岁的女儿了,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她犹豫很久,还是不想离开。又过了一个多月,在各种不断的坏消息的冲击下,吕京花才答应去香港。

1989年8月23日,一个漆黑的夜晚,小雨蒙蒙,吕京花与远志明、项小吉夫妇、刘卫、广州中山医学院一位学生,一共六个人乘坐一首小船慢慢划向公海。海上一片漆黑,看不到一丁点亮光。划了很久,看到了前面有船只灯光,隐约可以看到了军人披着雨衣在甲板上巡逻。大家看了后非常紧张,担心会遇到解放军的船堵截。大伙急忙换快艇,香港人叫“大飞”加快马力迅速离开。大约20分钟后就进入了香港海域。在离海岸500米左右,船老大告诉我们必须游泳到岸边。我们几个人互相鼓励着,游水来到岸边,海边的淤泥和锋利的礁石让我们耗尽了最后的体力才爬上岸。很快支联会派来一辆面包车把我们接走,望着维多利亚港的灯光,我和其他几位逃港人士抱头痛哭,是的,我们终于获得自由,这一刻来的太突然又太艰难了。

来到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六哥)在九龙的办公室,六哥看到我们一个个惊恐的面孔,非常平静地安慰我们,说不要怕了,到家了,你们喝点饮料压压惊,我喝了平生头一次听说的柠檬乐饮料,那种清凉甜蜜的味道我一辈子也难忘。一个星期后我们又经过“支联合”安排,去了香港警察署作了笔录,并在警署拘留所“蹲监”一天,第二天由律师保释,完成了到港的必要法律程序,成为一位偷渡入境的难民。在香港等待第三国的接受安排后,六位同伴被送往欧洲和美国,1989年12月8日,吕京花正式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的难民身份,搭乘飞往美国的班机来到了洛杉矶,开始了流亡的生活。

在加州,我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就学习工作,在一家香港人开的点心店作推车服务生。后来经哈佛大学龚晓夏博士的引荐,我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介绍中国发生的六四事件以及中国工运的历史。在这期间认识了美国劳联产联朋友,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工运朋友,吕京花首先在教师工会发表演讲,受到了与会者热烈反响,接着又在电信工会大会,车衣工会大会,汽车工会大会等发表演讲,震撼了整个的美国工运界。巡回演讲结束后。于1990年7月,吕京花被聘请为劳联-产联下属的国际妇女服务机构工作,开始从事她在美国的工运生涯。1990年12月获得“人权观察”组织的年度人权观察员荣誉称号,获奖金额二万,吕京花将奖状证书带回家中,摆放在书架上,当作鼓励自己的座右铭。而奖金全部留下给“人权观察“机构,希望送给天安门中遇难的战友们。

吕京花在采访时,讲了她是如何融入美国社会,并在多个领域获得成就。她在结束劳联产联工作后,马上去接受一家电脑学校培训,她很快掌握了电脑(当时是486)技术,毕业后去电脑公司上班当销售。吕京花15多年前开始步入房地产经纪人的领域,并通过了英文执照考试,连续多年成为销售佼佼者。去年她成为纽约二十一世纪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裔销售冠军。

吕京花在结束采访时对记者说,有人说我不参加六四,现在在中国也会活得非常滋润,不是亿万富婆也是千万身价。我对此回答是,我不后悔我的选择,六四让我失去了一些个人利益的得失,但是让我得到了丰富的国际视野以及对民主自由的深刻理解,六四让我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让我的自由的空气下释放我的情感和能量,让我能在完善自我中帮助他人。难忘六四,拒绝遗忘,这就是我的回答。

博讯记者西诺 纽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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