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人邓艾认为：中共这次特赦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博闻社独家】抗战胜利70周年 中共拟特赦四类服刑罪犯。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这次特色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为什么此时要特赦呢？

人民日报认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特赦一批罪犯，意义非凡：

第一，展现我国开放、民主、文明、法治的大国形象。特赦是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者部分的执行，对象往往包含年长或年少的罪犯，是人道主义刑罚执行制度，是法治文明的体现。

第二，体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提高全民宪法意识，激发全民忠于宪法、信仰宪法。根据1982年通过的我国现行宪法，特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但八二宪法实施后，该制度尚未实践，此次特赦，是一次难得的宪法普及和宪法教育。

第三，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激发全民爱国热情，促进社会和谐。新中国历史上曾经7次特赦，涉及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反革命犯和一般刑事犯，其中就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和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等。每一次特赦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彰显了党和政府的宽大、仁政。

此外，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特赦还可以使中华法治文明进一步发扬光大，创新宪法实践，积累德政，展现执政自信。

但是也有时评界人士认为，中共这次特赦形式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

时评人士邓艾认为：按照这次特赦的对象逐一分析，便一目了然。

这次特赦的对象之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这类罪犯如果以参加抗战和解放战争时的最小年龄15岁计算，从1949年至今年龄最少已经达到81岁。这个年龄段本身活着的人就不多，在服役的人几乎为零。

对于第二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

中共成立以来历经中印战争、中苏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越战争以及镇压六四天安门事件等等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暴力。战争结束以后转业退伍军人是一个很大的基数。对于这一部分人的安置，早期的待遇是比较不错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这部分人的“丰功伟绩”早已经被淡忘，待遇随之而下降。最近的十年来由此发生的许多维权事件不断爆发，由此触及了个别的刑事案件。对于这部分案件的处理，案情较轻的不做刑事案件处理；案情较重的已经考虑到过去的贡献，重判的极少。就是这么极少的一部分又被“但书”给否决了。

这次特赦对于这类人给予了“但书”备注：“犯贪污受贿犯罪，危害人民安全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及涉恐、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特赦。”所以扣除这部分不予特赦的人之外，可以特赦的人为数不多。

这次特赦的第三类对象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对这类人员予以特赦几乎就是画蛇添足。邓艾认为：中共刑法修正案（八）已经明确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体现了对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予以从轻处罚的精神。犯罪年龄在75岁以上者，由于生理上的限制，作案能力有限以及阅历丰富以后的老成稳重，这部分案犯人数本身极少。在司法实践中年纪对于这样的一部分人一般予以徒刑判决。

在中国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公安的看守所将这种年龄的罪犯押送监狱服刑时往往被拒收——因为经济利益驱使监狱拒收——这些人不但不能给监狱创造经济利益，反而消耗监狱资源。在这种时候公安也不愿意继续花费经费关押。只能协调上级政法委，司法部对于少数案情特别严重的予以收监，其他的也只能让公安带回去搞保外就医，所以真正被关押的也极少。

剩下被关押的这部分“罪大恶极”的老龄犯在监狱受不了折腾，能够活过五年的并不多见。对这部分人的特赦数量统计可以或略不及。

第四类“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这部分人的数量极大。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特赦不特赦根本没有实际上的意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些案件走完一审、二审程序的周期一般在一年至一年半左右，再加上九个月（这次特赦规定针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所剩刑期最多也就是半年以下，这次“轰轰烈烈”的特赦对他们又能带来多少实惠？

如果说这次特赦有实际的意义，那么最大的意义在于让世人了解了中共对待政治犯的处理态度：世界范围内除了中国以及少数几个国家以外已经没有政治犯的罪名，中国也对国际社会声称在中国没有政治犯。但是，谁都知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及“颠覆国家政权”这两个罪名就是政治犯的背书。

邓艾先生认为，与世界上过去曾经有政治犯的国家相比，中共不但取消了对政治犯的人格礼遇，甚至在服刑期间对待他们的人身迫害远远甚于一般的刑事犯，在这次的特赦就表现的很明显：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统统被排除在这次特赦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