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網：中国近半艾滋病感染者集中在云桂川三省區

【博聞社】12月1日是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北京財經網今天推出專文：“为什么全国近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在云桂川？”成為大熱應景文章。不過該文顯然使有關部門不高興，文章出來不久，財經網站即撤稿，但財經網微信公號仍可閲讀。本社轉發於下，供讀者參考。——編者

据国家疾控中心统计，自2007年起，艾滋病成为中国造成死亡人数最高的传染病并延续至今。截至去年年底，发现现存活的感染者57.7万，死亡18.2万。今年1月-8月艾滋病新发病例34401例，死亡8817例。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仍有32.1%感染者未被发现。

艾滋重灾区：云桂川

我国艾滋病疫情区域分布不均衡。

累计报告艾滋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含死亡)超过1万例的省份有15个，分别是安徽、上海、湖北、浙江、江苏、北京、湖南、贵州、重庆、新疆、广东、河南、广西、四川、云南。其中云南病例最多，超过10万例。

另据2014年10月艾滋病学术交流大会上公布的数据，全国现存活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超过1万例的省份有12个。从地域上看，西南重点省份感染比较多，云南、广西、四川三个省份的感染者和病人占全国的45%。

截至去年年底，云南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7634例，仍然居全国首位。同一时间数据显示，广西艾滋病感染者仅次于云南。而四川全省报告现存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7777例，居第三位，全省183个县（市、区）均有艾滋病疫情报告。

一系列数据引发疑问，是什么导致这三个西南省份艾滋病人数如此之高？

“红灯区”的性传播

数据表明，云南边境地区报告外籍人员感染数逐年增多，相当于全省累计现存活数的10.3％。同时，云南省艾滋病感染者中，性传播比例持续上升，去年新发现的感染者中，性传播高达91.4％。

外籍人员感染数与性传播比例数据高企，将矛头指向被称作“男人天堂”的边境红灯区。

去年10月，西双版纳州报告感染数较上年同期增长15.3%。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的南端，与老挝和缅甸接壤，公开报道显示当地有不少流动性的外地暗娼或外籍暗娼。

西双版纳的暗娼群体年龄从14岁至50多岁都有，一般收费非常低。其中教育程度偏低、年龄偏大的暗娼收费更低。她们是艾滋病风险偏高人群：没有太多选择客人的余地，对艾滋病的认识和防范意识也比较薄弱。

其实，不光是西双版纳，在云南的其他边境地区，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情况。此前，曾有国内媒体以《艾滋病侵蚀“男人的天堂”》为题，报道过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的相关情况。

文章说，一提到云南河口，大家想到的就是越南小姐。在越南人聚居经商的河口“越南街”，皮条客三三两两地分布在整条街上，并不停地招揽着生意。

中澳艾滋病亚洲区域项目云南项目经理朵林曾介绍称，“在河口口岸，越南籍小姐有500人以上，中国籍小姐有200人以上，越南籍小姐每人平均每周发生商业性行为40人次，10.5%的小姐上次发生性关系时未使用安全套。

她们的平均年龄是20.95岁。调查显示，7.5%的越南小姐带有HIV病毒。这样算下去，将可能会有许多其他人群被感染。

河口县县城与越南隔河相望，河上架有一座桥，桥的两端分别是中国和越南的出入境口。不断有生意人和游客通过桥梁来往于中越之间。

进入河口县的商铺后，确有一些打扮艳丽的女性招徕，虽然她们所说多为带有越南腔的普通话，但我们大致了解她们的意图。

河流对岸为越南辖地

吸毒现象多

凉山州是四川省艾滋病情最严重的地方。

金沙江大拐弯以北、四川盆地以南的地区统称大小凉山，包含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马边、峨边县及云南宁蒗县等地。这一地区海拔高、自然条件恶劣；少数民族聚居，汉族人口少，长期贫穷落后。

自1990年代开始，毒品便折磨着大小凉山。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马林英曾在《凉山毒品问题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一文中写道，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凉山彝族自治州成为“金三角”毒品贩运的一个重要通道、中转地和集散地，

许多大宗毒品都经四川与云南接壤的攀枝花、凉山、宜宾、泸州、甘孜等地进入，并在成都、西昌等大、中城市中转，并对整个西南地区构成影响。

80年代，大凉山的年轻人开始陆续加入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千万大军，让他们更容易接触到毒品交易并吸食。

随后，返乡青年将海洛因带回大凉山，当地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昭觉县宣传部的一名汉族工作人员说，吸毒在许多年前是很时尚的，彝族人把毒品用来炫富，朋友到家里玩，请人吸上一口毒品，是表示好客和有钱。

许多年前，有家人的毒品丢失，还到公安局报了案，而公安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还积极配合查找。

不少人就做起了中介买卖“以贩养吸”或寻求致富，甚至村里手头有闲钱的干部、乡村医生、老人也加入发财行列。女性涉毒人数越来越多，凉山女毒贩甚至将婴儿偷骗、拐卖、出租，或直接利用自己的婴儿来参与贩毒。

与吸毒直接相关的是艾滋病的盛行。经口吸毒虽不传播艾滋病，但吸毒成瘾后大都会从口吸改为静脉注射吸毒。而静脉吸毒是经血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行为。

吸毒者为了尽可能用完针管内残留的毒品，常把自己的血液回抽到针管中并反复冲洗，从而使管壁附着了血液。

如果其他人再使用此注射器而不消毒，或消毒不彻底，就极易被感染。一旦病毒进入这样一个高频率共用针头或注射器的人群，艾滋病病毒便可能在静脉吸毒者中爆发传播。

已感染的吸毒者还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或母婴垂直传播使艾滋病病毒不断蔓延。

静脉吸毒共用针具是此地最重要的艾滋病感染途径，潜在的威胁却是性传播。性传播的增加，必然又会伴随母婴途径的出现，当地彝族早婚早育，在民族政策的允许下，每个家庭普遍生育2-4个孩子。

感染艾滋病的生育妇女，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预防儿童感染，使得母婴传播在当地比较普遍。

与四川相似，由于云南省情特殊，毒品犯罪猖獗，吸毒者数量高企也是云南艾滋病高发的原因。

临近海洛因生产地金三角地区的云南红河部分县市，成为毒品危害和艾滋病传播较早的重灾区之一。

广西亦如此。越南北部是越南国内的艾滋病疫情高流行区域，与广西相临的广宁、谅山、高平3个省份均为艾滋病高发省份，艾滋病疫情位列越南全国63个省前10位。

部分跨国通婚

云南、广西边境地区的边民普遍存在跨国通婚的习俗。其中，有些跨国通婚存在健康风险。如果年轻人在对彼此缺乏了解，又未进行婚检的情况下结婚，就很有可能造成艾滋病的跨国传播。

性艾中心主任吴尊友介绍在随访管理这些涉外婚姻家庭时发现很多夫妻、孩子都是艾滋感染者，艾滋感染率较高。

云南盈江紧邻缅甸，因此当地人与缅甸人通婚的现象不少，一般是当地男人娶缅甸媳妇。公开报道显示，之前就发生过缅甸媳妇携带艾滋病病毒，然后传染给她老公的案例。

此外，还有当地男人到缅甸打工，与带艾滋病病毒的缅甸女人发生关系而染病，回来后由于不知情又传染给家人的。

广西中越边境地区也经常进行跨国通婚。2010年，广西防艾办组织专家对与越南接壤的8个县（市）进行摸底调查，对2575名越南籍媳妇进行艾滋病抗体检测，检出抗体阳性8例，阳性率为0.3%。

目前，中越正常的跨国婚姻依然存在，但婚姻中介已由公开转入地下。此外，由于大量的越南新娘逃婚、检出艾滋病、无法入户等负面信息。

加上中越双方对跨国婚姻中介的打击力度逐年加大，一度甚嚣尘上的团购越南新娘已销声匿迹，越南女孩进入中国的热潮正在减退，曾被解读为中国社会低阶层男性婚姻梦的“越南新娘”似乎正渐行渐远。

预防意识淡薄

中国少数民族民族数最多的省份是云南，全国56个少数民族，云南就有26个。广西和四川也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大省。

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健康传播意识淡薄，缺乏基本的健康知识，对自身健康状况漠视。

根据调查，农村少数民族的健康知识基本是零散的、模糊的。举例而言，农村少数民族妇女对妇女卫生保健、营养、生殖健康、癌症、性病的知晓率为38%，对艾滋病的知晓率为27%。

非政府组织“福华国际”曾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云南西双版纳的受访人群中有90%以上听说过艾滋病，但只有0.2%的人了解艾滋病的预防或传播途径，“很多少数民族不知道安全套是什么，更不知道怎么用。”

预防意识的淡薄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艾滋病的感染几率。

另外，在这些落后地区，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往往大于同情，造成艾滋病感染者隐藏病情的情况。以前严重到村寨里一旦知道有人得了艾滋病，他们坐过的凳子都要烧掉，有些人甚至不想从他们的家门口走过。不过，现在情况已逐步改善。

总之，作为与外国接壤或毗邻的省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云南、广西、四川的人口组成比较复杂、流动频率也比较快。因此，大量的人流、物流，带来了吸毒、嫖娼等不良的社会现象和公共问题。

这些情况都构成艾滋病等传染病跨境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少数民族种类、人口多，当地部分居民艾滋预防意识薄弱等因素也加重了云桂川三省份的艾滋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