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没什么胜利，更无法复制
【博闻社】22年前（1994年）发生在河北石家庄的一起强奸杀人案件，近日被最高院核审案犯聂树斌无罪。事件在大陆网络炒得沸沸扬扬，有观点认为这是法制的胜利，无数人坚持呼吁的结果。而有文章参详内幕，所谓翻案实则是官员倒台所致。大陆资深媒体人孙旭阳考查中国司法制度，认为“平反一个聂树斌，并无助于消除大众对于司法公正的质疑和忧惧。”，“在中国，公检法制造冤案是桩一本万利的买卖，风险小到忽略不计。”文载于下，转自微信公号“杏花村”。
《聂树斌案：没什么胜利，更无法复制》
文：孙旭阳
2013年春天，我在一周之内回访了佘祥林和赵作海，写了一篇“冤案后”的报道，做为南都深度新闻部十周年策划的一部分。当时的回访手记：
平冤冀望“亡者归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对媒体表示，他给高院和下辖各中院的刑事法官发了一本名为《冤案何以发生》的书，警醒他们如何防止冤错案件。3月26日，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在历经10年冤狱后，被无罪释放。
《冤案何以发生》的作者，是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夫妇。吉姆·佩特罗担任法律公职28年，在任州检察总长期间，他推动该州建立起重罪犯和轻罪犯的基因库，并使用D N A比照，纠正很多冤错案。
与这本书对应的是，张氏叔侄被无罪释放，依据的主要证据，也正是被害人指甲内提取的DN A材料，与真凶的比照高度吻合，这或许正是齐奇推崇这本书的原因。
在采访佘祥林的时候，聊得兴起，我就从背包中，拿出这本书送给了他。佘祥林说，他一定会好好看看这本书。
谈起D N A，佘祥林提到，当年那具被指是他妻子的尸体，面目已无法辨认。在他没有见过的情况下，仅靠妻子娘家人的指认，就被确定了身份，尸检后还被埋进佘家的祖坟。当时，公安机关也曾提及D N A鉴定，但要求佘家和妻子娘家凑齐两万元才给做。娘家不会出这钱，佘家又太穷，于是，佘的妻子便“被死亡”了。
幸亏，她最终“亡者归来”，帮佘祥林洗清冤屈。这点，跟赵作海案如出一辙。那么，如果亡者没有归来，或亡者已亡，比如聂树斌案，佘、赵二人又将如何呢？
答案不容乐观。但更不容乐观的还在后边。在赵作海案中，无头尸经四次D N A鉴定，都不能确定为失踪者赵振裳，而且法医鉴定的尸体身高比赵高了5厘米。死者的身份都存疑，赵作海却被严刑拷打，被要求承认杀了一个并没有死的人。而且，为赵作海作出不在场证明的邻居，和拒绝证明其杀人的情妇，都被拉到派出所里殴打恐吓。
佘祥林案呢？在他服刑期间 ，佘家人曾有好几次得到准确消息，在判决书中被佘祥林杀掉的妻子，仍在人间，就反映给警方。但是，警方不但不去核实，反而打击恐吓佘家人和其他知情者，逼他们噤声。
佘案如此，赵案如此，张家叔侄案……这个无限长的案件名单，也都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太多冤案如果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如果没有权威部门的纠正，当事人在档案中，将永远以凶犯的身份留名。这不知道究竟是谁的耻辱。
我问佘祥林 ，对避免冤案有何看法，他提出了三点建议。我不准备把它们写出来，因为它们在你所能看到的每一篇关于冤案的评论中都可以看到。这正是聂树斌母亲的无力感，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些东西把你吞噬，却毫无办法。
《冤案何以发生》有个副书名，“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不妨抄录：
1 监狱里的每个囚犯都会声称自己无罪；
2 我们的司法体制很少冤枉好人；
3 有罪的人才会认罪；
4 发生冤案是由于合理的人为过失；
5 目击证人是最好的证据；
6 错误的有罪判决会在上诉程序中得到纠正；
7 质疑一个有罪判决将会伤害受害者；
8 如果司法体制存在问题，体制内的职业人士将会盖上它们。
这八大司法迷信发生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下，事实上，凡是人类的司法，从远古传说中的画地为牢、削木为吏，到人类目前最先进的三权分立架构下的司法，都被这些迷信困扰。当代中国自然也难以例外。
不过，中国式冤案的归因，远比这八大司法迷信酷烈、反智和野蛮。
回顾近年来平反的冤案，要么是亡者归来，要么是DNA检测的生物学证据，聂树斌案的特殊性，也不仅仅在于它最知名，还要看最高法在阐述判决理由中，对证据体系的审视和检讨，趋于科学。
在司法领域，科学即人道。
长期以来，生活于不科学、不人道的司法体系，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罪犯，中国人过得太辛苦了。平反一个聂树斌，并无助于消除大众对于司法公正的质疑和忧惧。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从生活体验出发，就不会盲信司法。绝大部分百姓，只能辗转于顺民、冤民和访民三个角色之间。
聂树斌案很难再复制。11年来，为了推动司法体系纠错，民间所动用的道义力量和媒体资源，早已突破中国社会的天花板，在极限外又辟新极限。与民间的努力比，22年前办案的公检法所使用的人力物力，以及所面临的风险，连十万分之一都不到。
你双车双马双炮五个兵齐上，连河对面一个卒子都换不来，怎么跟人家玩？对民间社会，这是一场连惨胜都算不上的抗争。没有传说中的“一鼓作气”，只有“三而竭”的现实。
聂树斌案曾面临的阻挠和挫败，只能用卑鄙无耻来形容。拿聂树斌原审判决书来说，法院从来没给聂家下发过，院方指派的辩护“律师”张景和（实乃司法局一干部，无律师证）也拒绝给聂家，还质问聂母，“你是信政府还是信记者”。
“一案两兄”被曝光后，河北高院以聂家没有原审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申诉。聂家讨要原审判决书，河北高院却不给。
就这几张复印件，就耽搁聂家两年时间。如此情境，美国的法律人何以想象？他们就是总结出“八十大司法迷信”，也编不出这样的段子。
有人说冤假错案频出，与公检法的政绩观，尤其“命案必破”的压力有关。此论即便不在洗地，也在扯淡。任何职业任何人都有压力，但压力只能成为他们犯罪的原因之一，而不能为犯罪行为开脱。
美国日本的警察就没有破案压力吗？嫌压力太大，可以不干。那些摆弄这些逻辑的警察或洗地党，倘若有一天被人当嫌疑人捉住屈打成招，他们真会认罪服判?
说到底，还是弱肉强食的丛林逻辑。有权有枪的人，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为自己开脱。至于小老百姓，只能自祈多福。可笑的是，还有好多一身羔羊肉的理中客，也在跟着这套诡辩瞎吆喝。
要我说，冤案频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公检法制造冤案是桩一本万利的买卖，风险小到忽略不计。佘祥林案，没有追责一个人；赵作海案，五警察获刑，最长刑期两年；还有呼格案，党纪家法处置了事；浙江张氏叔侄案，有追责消息吗？
从最高法判决书来看，聂树案是被当成一个疑案，而非冤案错案来纠正的，仅仅承认存在“套供诱供”可能，“逼供”提都没提。我想不明白，仅仅通过套诱，如何让一个正常的成年男子违心承认强奸杀人。
在聂树斌被正式拘留之前，已被以“监视居住”的名义丧失自由，关在了派出所里。聂案案卷中，并没有这5天的笔录。如此情节，也被最高法判决书一笔带过。或许在最高法看来，这都是办案“瑕疵”。
基本人身自由权利都无法保障的国家，司法公正只能是奢谈。所以，个案推动法治?亲，你真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