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論|五四運動在日本:另一種「當事者」的體驗、認知及其意義

【博聞社】今天是對中國近代歷史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紀念日,對這場發生在將近一百年前的「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大陸知識界多有反思文章,博聞社揀選數篇,以饗讀者。文章各有見地,不代表博聞社立場。

《五四運動在日本:另一種「當事者」的體驗、認知及其意義》

作者:李永晶

在現代中國的歷史敘述中,五四運動(不拘廣義還是狹義)居於特殊的地位:它被視為由舊民主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不過,如果我們的目光稍 稍脫離民族國家的敘事框架,我們就會注意到五四運動另外一種世界屬性——它所影響的不僅僅是中國自身。

事實上,五四運動另外意義上的一個重要當事者,即日本,同樣通過對五四運動的觀察、評價與解釋,在特定程度上影響了自身的歷史走向。今日中日兩國在歷史認識上頗有分歧之處,並時常成為爭執、對立的焦點。不 過,這種狀況並不總讓人憂慮。事實上,如果不將這種分歧強行納入民族國家的框架,人們或許會獲得對歷史與文明的新洞察。五四運動在日本的「經歷」,正是這樣一個恰當的事例。

一般而言,對歷史事件進行的實證研究有益於人們縮小分歧,甚至走向和解。不過,這種研究活動在多 大程度上能取得這種效果,最終有賴於我們在何種程度上意識到了實證研究所預設的前提及其限制。換言之,歷史會說出怎樣的真相,最終依賴於主體更廣闊、更深 層的歷史與文明認知。在此指出這一點的目的,並非是暗示某種新版本的歷史相對主義,而是要指出,我們只有克服「事實—意義」或「理解—判斷」這種關於歷史 學的二分法的認知模式,才能向著文明的方向邁出一步。這個過程必然困難重重,充滿艱辛;但舍此之外,我們別無獲得頭腦清明的良法。

下文介紹的日本版的「五四運動」,主旨正在於藉助他者的視線,突顯上述問題與困難。有必要說明的是,本文將止於對日本五四運動研究概要的勾勒;這種作法固然 有資料方面的局限,但對日本版的五四運動進行整體性描述無疑更有益於達成本文的主旨。簡言之,再現圍繞這一具體事件的相關「事實」與「意義」,將二者加以 進一步的歷史化,這種努力將有益於我們形成新的歷史認識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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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現場:當事者的觀察、評論與分析

在 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日本學術界並無關於五四運動的專門論述與研究,這與戰後出現的某種「五四運動熱」形成了對照。思想史學者野原四郎在1966年出 版的《亞洲的歷史與思想》一書中,裡面收錄有題為《五四運動與日本人》的長篇論文,可以說填補了日本五四運動研究的前史。在該文中,野原對處於歷史現場的 日本官方、主流媒體和個別學者的觀察與評論做了詳細的整理與分析,給讀者提供了一副真實的歷史畫面。藉助野原等人的歷史敘述,我們可略見日本在五四運動中 的角色及其對運動自身的看法。

概括而言,作為二戰後的進步主義知識分子,野原的問題意識首先在於將日本軍國主義錯誤 的國策與歷史認識揭示出來。對於這場震撼中國的運動的性質,當時日本主流的看法是「煽動說」,即五四運動源於學生團體外部因素的煽動與挑撥,旨在「排日」 (具體後述)。野原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駁:「事實上,學生運動本身代表了中國民眾的意志,並且正因如此,包括學生在內的多樣的市民團體、工人階級等才能參 與其中,最終迫使軍閥政府拒絕在巴黎合約上署名簽字」(第99頁)。

野原這種今日看來非常妥當的看法,為何當時卻幾 乎付諸闕如?人們不難指出,日本作為「當事者」的角色遮蔽了它對中國情勢的認知和理解。不過,因日本對此間中國的認識事實上與其對外政策高度一致,將其簡 單視為「錯誤」會妨礙我們對歷史的進一步理解。原野在文中提供的當時首相寺內正毅(1852-1919)與當時負責外交事務、其後出任首相的原敬 (1856-1921)的促膝長談,將日本既定的政策實質揭示了出來:「從 日本的利益來說,中國沒有變成文明國、富國強兵沒有實現那很好。如果這些真實現了,從中國人的風格來看,他們究竟能否對日本抱有好感,實在很難說。……

另外,如果外國開始分割中國,那麼日本也必須取一份。不過,這種極端狀況不會突然發生。因此,當下應該採取的政策就是,表面上要勸誘中國統一,實際上不統一 也不錯。總之,我們要注意不要引發中國敵視日本的不良情感,必須乘他們爭鬥之機獲取日本的利益」(第92頁)。僅從這種層面的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日本奉行的兩面政策並無多少可指責之處。問題在於,此時日本關於國家利益的觀念,綁架了這個民族真正的自由成長。

眾所周知,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於1914年8月出兵山東;翌年1915年1月,大偎內閣攜軍事勝利的餘威與歐洲列強無暇旁騖的機會,向中國政府 提出了幾乎等同於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雙方經過多場談判而未滿足日本要求後,5月7日,大偎內閣竟然發出了動用武力的最後通牒,逼迫中國政府就 范。這種屈辱感,隨即釀成了有名的「五七國恥紀念日」。

當然,這並非中日關係史上的突然變故。如同當時大總統袁世凱 認識到的一樣,日本因其「既有極大政略」,「此後但有進行,斷無終止」。這種完全無視中國與國民情感的對華政策,時人及後世學者多以「對華蔑視」來形容。 1915年5月25日,雙方最終簽訂統稱為「中日民四條約」的系列條約。條約的簽訂在形式上避免了因日本動用武力而引發的絕交及更大的災難,但中日雙方在 精神上已經形同陌路。

有意思的是,此前交涉中雙方頻頻使用的「同文同種」、「親善」等辭令,此後逐漸淡出中國官員、學者以及一般民間輿論的視野。如同談判 日方代表日置益所言,與官方「親善」一說相比,雙方的「輿論感情極為相反」,「且第三國之人,就中日兩國關係之上,亦常揣測兩國感情之惡」(王芸生編著: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六卷),三聯書店,2005年,第87頁)。這種說法可謂對中日關係的客觀描述。

1919年9月9日,宣稱奉行對華不干涉主義的日本原敬內閣對涉華貸款事項做出決議,其中對五四運動做了如下評價:「當 下支那最具有勢力的是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組織的所謂的學生團體。無論怎樣說,這些學生多少有些新知識,其志向操守也比較純潔,因此我方非但不能輕視,今 後還有必要慎重對待他們的存在。雖說如此,他們的運動努力即便是基於他們自身的想法,還是受到了林長民、熊希齡、汪大燮等政治家乃至英美兩國人的煽動而 成」(野原四郎:《亞洲的歷史與思想》,弘文堂,1966年,第93頁)。概言之,日本官方認為五四運動是受到一部分中國政治家(研究系)和英美兩國煽動而成,這就是當時日本主流的五四事件起源的「煽動說」。

在 堅持「煽動說」的同時,日本並未放鬆對中國現狀的具體把握。比如,日本參謀本部在華情報機聘用東洋史學家稻葉岩吉為研究代表,展開了包括「支那的思想」、 「各國對支那設施經營現狀、尤其是歐戰休戰以來列強最新進入的勢力」、「本年五月以來日本因排日運動而受到的影響」、「支那對外尤其是對日感情」等在內的 情勢調查。1920年,該調查以《支那思想問題以及對外尤其是對日感情》為題發布秘密報告書,涉及北京、上海、關東、天津、青島、漢口、台灣等地的具體情 況。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尤其注意到了來自俄羅斯的激進思想,即共產主義勢力在中國的傳播問題,可以說率先觸碰到了中國歷史大轉折的脈搏。

與官方見解相輔相成,日本媒體多持「煽動說」,尤其強調美國資金對學生運動的支持。同時,媒體對中國展開了激烈的言辭批判。為了再現時代氛圍,下面對野原引述的材料全文轉述。1919年5月10日,《大阪每日》在社論中評論道:「支 那當局或一部分國民認為,為讓日本遭受損害,最終要依靠日本以外的強國來貫徹其排日的要求,但這只是狂人的妄想……過去我們不知多少次道破了支那人排日的 荒謬政策,但今日他們依然如故。

恰如歇斯底里的婦人發狂而不自知一樣,支那人也無法避免讓國家陷入自殺的狂態吧。這種結果可歸結為支那國民性的弱點——支 那人追求私利時奮不顧身,黨同伐異時猛烈無比,全然不顧國家的興亡盛衰。他們在策略上極盡狡詐、詭辯之能事,虛張聲勢以達成其所欲。支那人自己必須好好反 省,同時要認識並警惕:一些外國人正在利用這種弱點,將支那人視為走狗,出於自身目的而煽動排日熱潮,進而成了破壞和平的因素」(同上,第97頁)。在進行批判的同時,日本輿論對中國提出了要求:不要背叛「日支親善」,要重新回到日本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這一立國之道上。

除 了主流的「煽動說」之外,依據中國台灣學者黃自近的整理,當時日本言論界對於五四運動的爆發還有諸如「排外意識說」、「對日誤解說」、「抵抗日本侵略 說」、「經濟利益衝突說」、「社會進化過程中失調現象說」等說法。作為主流「排日運動」見解的一環,持「排外意識說」的人認為中國時常以大國自居,蔑視鄰 國;外交事務只要稍稍不如意,自尊受損,便會展開排外運動。「對日誤解說」則認為中國將日本的自衛手段、國防策略誤解為侵略,從而引發了排日運動。「抵抗 日本侵略說」則認為,五四運動是日本此間強力援助並挑撥段祺瑞政府討伐南方軍政府的結果,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總決算(黃自近:《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 識與評價1906-193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第四章)。

在壓倒性對華譴責聲中,當時東京帝國 大學教授吉野作造(1878-1932)的看法可謂獨樹一幟。在當時發表的《北京大學騷亂事件》一文中,吉野認為五四事件的發生完全基於學生的自發意志, 而非外部的煽動;學生運動有著明確的精神支撐——運動的目的不僅僅是「排日」,更是要消除國家內部的禍根,即軍閥統治。最後,他提出基於人道主義的原則, 主張日本應該實行日華共存的對華政策。

在《北京大學的新思潮》一文中,吉野進一步分析了知識分子的覺醒是促成運動的主要原因,並全面介紹陳獨秀、李大釗、 胡適的看法。這種中國觀與他對世界秩序的認知一致。比如,對於世界大戰,吉野論述說,美國的參戰使得世界大戰的本質發生了轉換,即從傳統的國家利益爭奪戰 上升為重整國際新秩序的戰爭。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關於戰後世界秩序安排的「十四點聲明」,在吉野看來是國內民主政治理念向國際社會的推 廣,國際社會由此進入了民主主義時代;中國此前數年間展開的新文化運動,正是民主浪潮在中國引起共鳴的明證。

吉野作造

盡 管對五四運動與戰後世界秩序的觀察略有偏頗之處,但由於吉野持有的關於政治文明的普遍主義視角,他事實上準確指出了中國與世界政治秩序演變的大勢。正因如 此,後世學者通常對吉野的看法給予極高的評價。與此相對,在當時日本體系性的認知結構中,吉野的觀點被媒體嘲諷為「東大某博士」的「學究解釋」,是迂腐之 論。今日看來,吉野的評論與洞察挽救了真正的學者的聲譽。

2

1950—1960年代:作為革命紀念日的五四

隨 著日本在1945年的戰敗,以及中共在隨後的中國內戰中的勝出,日本學術界開始重新認識中國的近現代史,尤其涉及中共的歷史。1948年,上文提到的野原 四郎發表《胡適氏與儒教》(收錄於《東洋文化講座3》,白日書院),為戰後日本重新認識五四運動的開端。1949年,岩村三千夫出版《中國學生運動史》 (世界評論社)一書,被認為是日本「第一部論述五四運動的著作」。1954年,野原四郎與他人合作出版《中國現代史》(岩波新書)一書,成為此後三十餘年 間的暢銷書;據統計,截至1984年,該書的新版本的再版就已高達25次。該書對五四運動的看法,逐漸成為日本初高中歷史教科書、辭典的依據。另外,野原 為日本《亞洲歷史事典》(平凡社,1960)撰寫了「五四運動」條目,同樣傳播了戰後初期日本對於五四運動的看法。

概 括而言,此間日本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就是對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有名的「新民主主義」轉換論。比如,1952年10月,日本創元社出版華崗 《五四運動史》(上海海燕書店,1951年)一書的日文譯本,可謂對中國主流見解的直接推廣。該譯本還收錄有陳伯達的論文《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的 譯文。儘管本書出版後記中有關於「新中國產生的新人」的敘述風格不滿,但日本此時出版這樣一部著作,正意味著戰後日本中國觀與歷史認識的巨大轉換。

不同於上述依據新民主主義史觀的論述,當時活躍的思想家、文學評論家

竹 內好展開了獨特的論述。在1948年5月撰寫的《關於五四紀念》一文中,他論述說,日本「把五四和五七分割開來,未能理解五四運動」,因為「五四直接的動 機是五七,而五七事件卻被隱藏了起來」。因此,「將日本政府與日本政府圈養的學者所隱藏的二十一條的真相挖掘出來,交到人民的手上……這是我們理解五四的 手段」。認識到二十一條要求對中國、對中日關係造成創傷記憶的日本人,竹內好可謂第一人。與吉野作造基於理論洞察獲得的見解不同,竹內好指出了具體歷史事 件在理解中國上的作用。

儘管有同樣的軍國主義思想批判的問題意識,但竹內好的批判首先指向了當時日本出現的上述「五四禮讚」論——當時的日本部分左翼勢力舉行了慶祝「(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紀念日」的活動。他指出:「五四運動的確是中國人民輝煌的勝利,但那與日本人民的勝利沒有直接的關係。日本雖然紀念了五四運動,但那並不意味著日本革命就成立了。」竹內繼續論述道:「我們對於直接引發1919年5月4日運動的導火索,即運動四年前的二十一條,到底知道多少?……更何況,如同中國人從日本侵略中感到民族屈辱一般,我們日本國民自己要在良心苛責的意義上感到民族的屈辱,還有待時日吧。支配民族與被支配民族同樣不自由。」

竹內好

對於這種特殊的五四運動論,日本歷史學家齋藤道彥如下的分析可謂恰如其分:「竹內的問題關心不在於揭示五四運動或中國革命的歷史真實面目,而是為了表明對日 本現狀的不滿、批判以及幻滅感,創造出一種彼岸的模型。因此,他所說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走向現代的轉折點』、『既是社會革命,同時又是人自身的革命』、 『既是政治解放運動,又是精神解放運動』等說法,毋寧說是促進了『新民主主義五四論』等一般看法的流行」(參見齋藤道彥:《五四運動的實像與虛 像:1919.5.4 北京》,中央大學出版部,1992年,第68頁)。顯然,這是對竹內好的一種尖銳的批評;不過,我們也由此窺見到了五四運動在日本戰後思想史上的位置。

在 日本戰後的五四運動研究史上,丸山松幸在1969年出版的《五四運動:其思想史》(紀伊國新書;1980年精裝版再版發行)佔有特定地位。受當時如火如荼 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丸山在比較精確地再現了五四運動前因後果的同時,尤其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況著力進行了闡發。

比如,對於發動運動主體的學生,他試圖從內在的精神狀態而非現實中的巴黎和會的失敗,來說明運動的深層動機。丸山論述道:「近代西歐精神(民主與科學)與他們的生活現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於脫節,他們最為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種矛盾。這些矛盾將他們撕裂,在極端情況下他們甚至陷入了人格崩潰的狀況。」在丸山看來,正是這種人格分裂的危機與現實,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行動的力量。

丸山認為,導致這種人格崩潰狀況的原因,在於此前辛亥革命的失敗:「用當時的話說,辛亥革命留下來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後來支撐五四運動的精神,正是形成於坦然面對這種『黑暗』、抵抗這種『黑暗』並對其加以重新審視的過程當中。」五四運動的本質在於那種「源於挫折感的深處的強烈否定的精神」(同上,第19頁)。作為五四運動的前史,丸山分析了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知識界的言論,事實上展開了廣義的五四運動論。

丸山此書贏得聲譽的原因,並不僅僅在於歷史評論的深刻,同時還在於他對歷史細節的還原。比如,在該書中他詳細介紹了中日關係史上重要的「二十一條」。但他並未止於事實還原,而是緊接著進行了評論:「日 本政府的意圖在於,通過與袁世凱及其身邊諸人進行個人的利益交換,來收買中國的主權。日本相信這是可能的,足見蔑視中國到了何種程度。因此,日本可以說完 全沒有想到中國可能發生強烈的抵抗」(同上,第56-57頁)。

因此,在他看來,「五四運動雖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出發點,是人民中國的黎明,但導致運動 出現的誘因,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同上,第14頁)。將五四運動的根源推到1915年的「五七國恥」,這一點丸山採納了竹內好的看法。由於日本人未理解中國民眾強烈的亡國危機感和由此爆發的反抗,丸山認為這是此後中日之間發生更大悲劇的根源。

作 為這種看法的事實根據,丸山引用了日本外務省在1915年3月發布的《支那的對外抵制》中的相關記述。報告顯示,在雙方談判期間,全國各大通商口岸城市, 諸如哈爾濱、吉林、長春、北京、天津、煙台、上海、蘇杭、南京、鎮江、蕪湖、安慶、長沙、汕頭等地均發生了抵制日貨的運動,結果導致日本對華輸出額下降了 一半(同上,第57頁)。因此,「二十一條要求成為導致日本和中國對立的決定性轉折點。

日本的新聞報刊幾乎都主張『動用強硬手段讓支那屈服』;而批判政府 的主張,僅僅是指出政府在交涉折衝上的拙劣而已」(同上,第63頁)。此時,日本政府、在野黨更是一致決定使用強硬手段,這正是1915年5月7日日本發 出最後通牒的時代背景。四年後爆發的五四運動,在這個意義上正是中國各界面對日本「挫折感」的總爆發。

簡言之,丸山 的五四運動論塑造或者說依據了一種強烈的歷史認知模式,即「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反抗」的結構。在這一認知結構中,作者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和錯誤 的認知進行了徹底的揭露,同時,對中國人民的覺醒、抵抗與成功進行了謳歌。這種關於五四運動的看法,與同時代的竹內好、西藏順等左翼知識分子的中國論相輔 相成,可以說共同創造除了「革命中國」的「超近代論」(參見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三聯書店,2011年,第35-43頁)。

3

1970年代以後:告別革命與告別中國

時 代進入1970年代中後期,激進運動在世界範圍內開始退出歷史舞台。從這一時期開始,日本學術界開始反思戰後日本出現的「新民主主義勝利紀念日」的五四運 動歷史像。溝口雄三在198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中有如下自述:「我們這些在戰爭期間或戰後成長的中國研究者,最初對中國幾乎都不具備批判性的眼觀。毋寧 說,對曾經因為批判、蔑視中國而自動參與了中國侵略的戰前或戰時的研究者,如津田左右吉等人的近代主義中國觀進行否定、批判或排除才是我們研究的出發點」 (同上,第5頁)。與這種反思同步,日本學者對五四運動的研究開始轉向實證領域。

1978 年,野澤豐、田中正俊編著《講座 中國現代史4——五四運動》(東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書出版,標誌著日本告別革命史觀後,對五四運動進入更加詳細的實證研究階段。其後,狹間直樹著《五 四運動研究序說》(京都大學人文科學共同研究報告第一卷,同朋舍,1982年)、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撰的《五四運動歷史像的再檢討》(中央大學出版 部,1986年)共同構成了五四運動實證研究的一部分。這些研究不滿足於對事件的單純敘述,而是從社會史、經濟史與政治史的角度,進行了更廣闊也更有深度 的探討。

無 需說,這些研究的出現有助於人們更客觀地認識五四運動。比如,在《五四運動歷史像的再檢討》這部文集中,編撰者之一的齋藤道彥提出了一些非常樸素的疑問。 比如,如果說五四運動是「徹底的反帝」運動,那麼為什麼學生沒有提出要求收回英國占居的威海和法國占居的膠州灣?在著重考察了巴黎和會期間山東省民為回收 主權而展開的各種政治活動,作者進一步提出了如下看法:「五四運動既不是『徹底的反帝』運動,也不是『反封建』運動,而是全民族展開的山東主權回收運動」(同書,第21頁)。當然,作者所說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5月4日天安men事件及其後數個月內的學生及社會運動,即狹義上的五四運動。

在 隨後出版的專著《五四運動的實像與虛像:1919.5.4北京》(中央大學出版部,1992年)中,齋藤道彥針對戰後日本流行的一般觀念,提出了五點新看 法:(1)五四運動既不是反帝運動,也不是反封建運動,而是圍繞山東問題在全民族範圍內展開的主權回收運動;(2)北京政府在回收主權這一點上與國民一 致,不能說是賣國政府,五四運動也不是針對政府的反對運動;(3)山東主權回收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民主和科學邏輯不同,不是新文化運動;(4)運動的 指導者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研究系的政治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5)五四運動是一場回收主權的民族運動,而非民主運動(參見本 書序章《關於五四運動的若干問題》)。日本學者關於五四運動的爭論,就此告一段落。

值 得一提的是,上面提到的無論是1960年代展開五四論的野原四郎、丸山松幸,還是1980年代展開實證分析的齋藤道彥等人,他們在歷史敘述上都參照了周策 縱於1960年出版的英文專著《五四運動史》(哈佛大學出版社),或該書的漢譯本(龍田出版社出版)。與各種評價相比,如今已經成為歷史學研究名著的《五 四運動史》,可以說最初就因其實證研究而得到了廣泛的關注與承認。實證研究在歷史認識上的作用,可謂不言而喻。

4
餘論:研究五四運動的意義何在?

儘管如此,如同本文最初提及的一樣,歷史事件在後世時空中的解釋自身,有著不亞於歷史事件自身的作用。換言之,實證研究並不是研究的終點。我們從上文的簡要 敘述中已然看到,五四運動及其代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觀,在戰後日本最初的三十餘年間提供了特殊的「意義」;這種意義為日本知識分子反省歷史污點、推 動戰後民主改革發揮了特定的作用。日本由此快速走向了現代政治文明。

同 時,我們看到,在1970年代以後的實證主義視野中,作為歷史事件的五四運動的真相得到了更多的揭示;日本學術界關於五四運動性質的爭論偃旗息鼓。值得注 意的是,堪稱「告別革命」的這種實證主義研究,同時意味著日本在精神上的「告別中國」;中日兩國近代以來的恩恩怨怨,就此一刀兩斷。然而,這種斷絕的意義 與可能的代價是什麼?就事論事而言,如何尋找或者說賦予關於中國的實證研究以新的意義,對於日本學者而言或許是新的課題。

當然,這個課題首先是中國學者自身的課題。對於我們而言,無論是「革命」還是「中國」都是無法簡單告別的對象。在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歷史脈搏跳動的時刻,重新審視五四運動依然有著校準我們思考與行動方向的意義。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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