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人性、历史、帝国的多重变奏——“十月革命”百年祭

（本文刊发于孟浪主编《致命的列宁》，香港溯源书社2017年版）

2017年，“十月革命”一百年了。这场革命引发的后果深刻影响、形塑了20世纪人类史。它曾经被认为代表着人类的希望，最终却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20世纪三大极权主义政权，它孕育了两个，但这场革命本来是要“消灭阶级”、乃至“消灭国家”的。它的使命中还包括和私有制、甚至私有观念“彻底决裂”，这不啻于要向人性挑战，当然，同样败得很惨。
那么，从历史哲学看，这一切何以发生，又何以可能发生呢？特别是，“革命”的原发地是俄国，这个既被人赞颂、又遭人诅咒的国家如何成为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十月革命”改变了这个国家吗？还是说，它的所有结果反倒证明着这个国家最传统的那部分力量的强韧有力？
在上述设问后，我们自然不会忘了中国。百年中国史，我们与“十月革命”有太多的瓜葛，剪不断理还乱，至今仍未从它的巨大阴影中走出。
这是笔者愿意拿出些时间写这篇祭文的理由。
我不想丑化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会使研究者自己陷于浅薄。既然我们还承认这是一场“悲剧”，某种深刻的、悲凉的东西总是值得挖掘的。这使我们在批判历史的同时保持对历史的一份虔敬，哪怕我们的心头在滴血。

共产革命就是改造人性

这是十月革命的形而上基础。当然，提供这个基础的不是列宁一类布尔什维克党人，而是他们的导师卡尔·马克思。
1844年，马克思提出了一套人的“异化”与“复归”的学说，当时这位德国思想者不过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儿。“异化”指人的本质在私有财产制度下的变异，私有制使劳动者的劳动反过来否定劳动过程，也否定劳动者本身。年轻的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同时树立起人的理解的新标尺，那就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才是人之为人的真正本质。这是个融合了费尔巴哈的“类意识”、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分期观点以及巴黎新潮社会主义的哲学概念，是马克思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厦的真正基座和起点。在马克思那里，命题并不是“改造人性”，而是“复归人性”，马克思比其同时代人高明的地方只是企图用一套“科学”的理论证明何以这个“复归”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马克思其实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他的人学假设的工具；他的经济学也只是他的哲学人类学的工具。这个理论的唯一成果是杜撰了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据说这个阶级最终将担负起推翻私有制的伟大使命。接下来的，将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商品生产的被废除，阶级对立的物质根源不存在了，劳动的异化性质也就不存在了，人类将由此终结自己的“史前史”而进入真正的“人的历史”。
今天大概很少有人再认真对待此类“热昏的胡话”，它充其量是对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主义疯长的哲人式批判而已，不无深刻但矫枉过正，反倒走入自己设定的概念误区。但当时，这套东西确曾被许多人认为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其余波一直延伸到20世纪的各类左翼运动。更重要的是，乌托邦如果仅限于理论架构和研讨，其虚幻性还难以显现；一旦付诸行动甚至成为某种制度现实，它却会变成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十月革命”即当作如是观。
事实上，革命前夜列宁在秘密状态下写就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已经在讨论革命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简单点说就是一旦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俄国共产党人将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国家（理论上将分成若干阶段）。此公果然说到做到。1919年，尽管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内外交困，面临诸多困难和威胁，列宁仍然力主推进经济乌托邦方案，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虽然马上消灭货币还做不到，但“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做好准备。”（见列宁1919年2月起草的《俄共（布）纲领草案》）十月革命两周年时，列宁又撰文《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该文称：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了消灭阶级，首先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其次要消灭工农差别，而“要解决第二个任务，就要把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大经济”。诚然，在现实压力下，列宁做了调整、退却，这就是后来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但列宁念念不忘“小生产会每日每时地、经常地、大批地产生资产阶级”，所以新经济政策至多是向个体农民的暂时性妥协，是暂时的“退却”，布尔什维克还是要转入“进攻”的。

当然，布尔什维克总是和“资产阶级”过不去，这个账不能仅仅算在马克思身上。就俄国人而言，对私有制的厌恶其实颇有传统。我们可以从俄罗斯村社制度中看到这一传统，这个古老的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800年前的古罗斯时代。村社制度强调“共有”，因为俄罗斯农民把土地视为上帝的恩赐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当波雅尔贵族向地方收取贡品时（这是沙皇赐予贵族的特权，贡品相当于国家税收，在沙皇与贵族间分享），他们打交道的对象是村社，而不是单个农户，这强化了村社的集体职责。甚至，近代以来俄国的迅速扩张也在某种意义上仰仗村社制度：扩张要求财政支持，要求兵源支持，而这两者都是通过村社提供的。这是理解何以村社集体安排制在15世纪后欧洲的其他地区走向衰落而唯独在俄国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村社保证了俄罗斯农民（包括农奴）的基本生活，形成了社区内的庇护和依赖关系，人们自我封闭而不思进取，这与同时期欧洲其他地方生机勃勃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诚然，俄国知识界对如何界定村社的历史价值颇有争议，19世纪俄国知识界中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就曾各执一词。饶有兴味而又意味深长的是，那位曾经是“西方派”的莫斯科贵族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到西欧各国转了一圈后竟然痛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和残酷无情，而突然发现伟大的俄国村社以原始的、缠绵的、无意识的方式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点。——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学子梁启超几乎重复了同样的故事，只是场景变换了。这里按下不表。
还有位俄国民主主义者查苏利奇，专门给马克思写信，询问俄国的村社制度可否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倒是非常谨慎，在回信时四易其稿，最终也只是说，他的《资本论》的适用范围仅以西欧为限。但马克思同时称：根据对原始材料的研究，俄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的新生支点。这个有关“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通信非常著名，后来它又和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扯在一起。其实，问题并没有如此重要。无论马克思还是他的信徒，共产主义都是先在的必然，资本主义作为高级的人类异化形式，即便不可避免，也终在否定之列。在这个意义上，俄国的村社制度不过是以俄式传统为德国哲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提供了某种特殊路径罢了。当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俄罗斯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也曾为此而猛烈批判民粹主义，但令人深思的是，一旦布尔什维克握有政权，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却迅速走向激进化，迫不及待地要终结私有制了。这就是乌托邦理念的力量。制度搭台，理念唱戏。“十月革命”开的就是这个头，干的就是这个事。
“复归人性”，哲学思辨而已；苏维埃政权真正要做的，乃是强制性的“改造人性”。更严格地说，正因为“复归人性”不过欺人之谈，“改造人性”乃至“锻造新人”才成为必要之举，成为极权主义乌托邦的巨大工程。

关于此类“工程”，人们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列宁时期就有所谓“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对此的赞颂是“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只有通晓马克思共产主义乌托邦中“人”的含义，列宁的极具煽情的语言才能被理解。斯大林时期也曾大力提倡塑造“苏维埃人”，据说“共产党人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保尔·柯察金成为那个年代“苏维埃人”的典型代表。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米丘林的遗传学都曾被用来证明“新人”的产生是可能的，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它们都证明后天的力量，环境可以改变人。但斯大林在经济领域并没有把共产主义的原教旨坚持到底，他越来越多地诉诸物质刺激，诉诸奖金，培育特权，而把革命理想、阶级觉悟放到了一边。也许这位红色沙皇有他自己的苦衷，大概非如此不能建立苏联帝国内复杂的依附网络，所以除了秘密警察，金钱、特权也是控制下属的必要手段。但这自然使斯大林背上“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恶名。托洛斯基这样批他，后来的毛泽东也这样批他（表面上是批赫鲁晓夫，而且是以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名义）。
说到毛，这位山沟里出来的革命者未必读过多少马恩，却同样憧憬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毛的经济乌托邦掺杂了张鲁式的中国古典大同观、克鲁泡特金的俄式无政府主义以及毛本人战争年代的经验，也揉进了反等级制、反官僚的某些民粹主义要素。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毛式共产主义的一次大进军，虽然撞得头破血流，并招致大饥荒，数千万饥民死于非命，但并没有动摇他的基本信念。毛晚年没有再搞类似“超英赶美”那样的经济胡来，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向修正主义宣战，向私心杂念宣战，号召八亿人民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在所有领域“割资本主义尾巴”。想想这还是一个大多数国民食不果腹的国家，这个巨大的乌托邦实验可谓既空前绝后，又荒谬绝伦。
与毛的文革几乎同时，古巴的“新人”实验亦别有洞天。据说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一种近乎神秘的观念，那就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乃是意识和道德动机而非物质动机的形成，它们能改变世界、推动历史”。“青年岛”是古巴“新人工程”的典范之作，那里聚集了5万名共青团员，不用货币，吃住免费，俨然一块社会主义古巴的共产主义飞地。“新人”的个体典范则是古巴的另一位领导人切·格瓦拉，此人身兼国家银行行长和国家工业部长，却只领取一份工资，最后为了世界革命，竟然辞掉古巴领导人职务而跑到非洲、拉美的丛林去打游击战，直至英勇牺牲。（见程映虹《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但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吗？搞了几十年共产主义实验的古巴仍然是一个短缺社会，足见卡斯特罗对人性的理解并不正确。近年来，古巴在卡斯特罗的兄弟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下正在效仿中国搞经济改革。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兄弟要比卡斯特罗自己明白得多。
“改造人性”固然荒唐，以共产主义为名实施屠戮则更为可怖。这方面，柬埔寨红色高棉提供了一个“极品样板”。据说红色高棉的目标是在社会改造领域“超越列宁和毛泽东”，中国还在用钱，红色高棉则要彻底取消货币。1975年柬埔寨革命刚成功，红色高棉就宣布要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寺院，实行集体食堂制，彻底重构社会。在接下来的4年里，由于强制性大规模人口迁移、高强度劳动、政治镇压、内部清洗等原因，约100万人死于非命，而当时的柬埔寨全国总人口亦不超过800万！
这就是极权主义“人性改造”工程留下的纪录。
一个19世纪哲人的乌托邦想象，一个本来包含着对资本主义逐利本性批判之部分合理性乃至深刻性的人学推想，竟然演变为20世纪巨大的人权灾难。那散布在各国共产主义实验废墟里无边无际的堆堆白骨，无声地诉说着这当中包含的全部悖谬和罪恶。难道还有比这更为震撼的历史景观么？
而这一切，作为行动，作为制度，都始自“十月革命”。
从经济意义上讲，否定人性势必遭到人性的报复。红色国家普遍存在的票证时代和短缺经济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里的“人性”指人的经济行为的自私性，人类至今尚无法超越自然和人类演进史施加的这一限制。但人类发明了现代市场经济，可以既利用经济人的趋利本性，又把它规约在法治范围内，使之造福于个人、家庭的同时亦造福于社会。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是在经历了巨大挫折和历史灾难后才弄明白了这一点。——对了，还不能说“整个”，至今仍有个北朝鲜在顽固地拒绝现代文明，所以它的经济存在只能长期靠中国输血。

红色极权扭曲了历史进程

这一节我们摆摆与十月革命有关的另一个乌托邦：“民主”乌托邦。列宁多次自豪地宣称布尔什维克将缔造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民主”，结果却孕育了最残暴的斯大林极权主义红色专制。这个历史悖谬是如何发生的呢?
事情还要从马克思的阶级神话说起。在马克思提出那著名的异化理论之前，这个年轻人就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立法乃以有产者的利益为转移”——这是他在《莱茵报》做记者调查林木盗窃法和相关争论时得出的结论。他由此断言资产阶级的议会是“虚伪的”。多年以后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宣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但未来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到底什么样子？马克思也说不清楚。他只是说，巴黎公社有两条原则具有普遍意义，一是实行普选与必要时随时撤换领导人，二是领导人只能领取和普通工人一样的工资，以免社会公仆重新变成社会主人。但如何“随时撤换”？“拿同样的工资”就可以避免公仆的变质么？马克思未免太幼稚了些。“无产阶级”的神话阻碍了马克思去严肃思考任何公共权力机构都会面临的挑战，他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包括议会和政府）宣布的死刑也只是证明了他的狂妄和他在政治学领域的偏见与无知。
当然，马克思也好，巴黎公社也好，在行动意义上都不重要。马克思的重要性是“先知”，他的阶级神话终于在列宁的“先锋队”理论中结出正果。据说群众都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都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又是由“那些最有威望、最有影响”的领袖们主持的，这样，“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形而上使命就自然落实到“先锋队”那里，并且通过“先锋队”而最终落实到那批“领袖”的身上。对领袖只能“看齐”，不能批评，因为共产革命逻辑中还有个二分法，“人民”和“敌人”的二分法，批评领袖就有“敌人”之嫌。这样，号称“无产阶级民主”或“人民民主”的乌托邦必然造就一个和民主完全相反的结果：完全容不得任何异见的苏维埃红色专制。
不但如此。
十月革命不仅锻造了一个可怕的政权和一批红色独裁者，而且彻底扭曲乃至阻断了正在演进中的俄罗斯政治现代化进程。
这个进程说来漫长。前现代的俄罗斯是一个建立在沙皇与贵族合作基础上的专制国家，它既不同于英国式的贵族抑制王权，也不同于奥斯曼式的王权抑制贵族。在俄国，号称具有无限权力的沙皇其实必须与那些处于顶层的贵族家族搞好关系，在某些历史时期，这种合作和压抑教会权力有关，因为沙皇不愿意东正教牧主的威望盖过自己。沙皇和贵族合作的政治格局直接造成了俄国农奴制的长盛不衰，也使俄国的中央集权制很不同于皇权时代的中国。当然，俄罗斯人同时崇尚具有无限权威的统治者，这也是俄罗斯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伊凡四世（亦称伊凡雷帝，1530~1584，1553~1584在位）、彼得大帝（1672~1725，1682~1725在位）、叶卡捷琳娜女皇（1729~1796，1762~1796在位）等都是俄罗斯人心目中了不起的英雄，他们也的确因各自在位时的文治武功给俄罗斯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个人印记。
然而，与近代历史上的中国皇帝不同，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女皇再到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1801~1825在位），他们同时又是俄罗斯近代转型与政治现代化的推动者而非阻碍者。彼得的“向西方学习”非常著名，这位俄国沙皇25岁时微服走访北欧各国，壮游波罗的海，对欧洲科技与经济成就印象深刻，决心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皇帝全无此类经验，而一直以天朝自居，在这个意义上，俄统治者比中国早开化至少160年）。彼得改造了军队和军制，创建正规的海陆军。彼得还建立了一套文官制度，从1722年一直沿用到1917年。彼得把俄国的教育欧洲化，推动设立国家科学院、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当然，彼得也在强化沙皇的权力，他设计的宗教仪式都在凸出沙皇本人，而非上帝的恩惠。叶女皇的“开明专制”继续推进了俄罗斯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她完善了中央集权下的行省制度，又允许贵族主持地方议会，反映地方声音。她还通过建立法典委员会，推动俄罗斯的法治进程。叶女皇和她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都注重教育，他们填补了彼得时代对初等教育的忽视，普及中小学，男女合校，免收学费，招生面向农奴以外的各个阶层，且采用世俗的启蒙教育体系，而没有采用现成的教会学校体制。亚一世时代俄国已有6所大学，均实行自治，自主任命校长、编写教材、授予学位、注重科学而非宗教。这些大约比中国早了100年。而自18世纪晚期始，俄罗斯的民间社团和私人学术活动也开始出现，比如1765年就建立了“自由经济学会”，这比中国的同类组织要早了150年！
当然，浪漫化甚至玫瑰化俄罗斯的近代政治转型也大可不必。这个过程同样充满血腥。1825年“十二月党人”流的血是其中一笔，这批年轻的、经历过欧洲远征从而有了比较的贵族军官无非是认为农奴制不能再容忍，俄国应该建立民主共和国。新上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1796~1855,1825~1855在位）镇压了十二月党人，但并非全然否定他们的观点和努力方向。事实上，尼一世时代是俄罗斯近代社会转型中的重要阶段，城乡民间思想极其活跃，公共生活领域正在成型，虽然它们必须面对尼一世“第三机构”（警察机构）的监视。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构成俄罗斯国内政治变化的又一推进器（这也是外交失败导致内政变革的典型案例），废除农奴制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1855~1881在位）不得不做的事情。废除农奴制意味着俄罗斯近一半农民被解放，成为帝国的正式公民，有权拥有土地、自行经商、参与政治生活，尽管实际推进并不易。亚二世时代还出现了地方自治局或市议会，议员公选产生，但有财产资格限制，既保留了某些传统等级特征，又渗入了现代公民参政的因素。亚二世甚至实施了司法改革，使司法完全独立于政府。书报审查制度还在，但主要针对有“危险倾向”的出版物，学术著作不再搞事先审查。律师成为全新的职业，虽然政府惧怕其过度发展而只允许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哈尔科夫三个城市建立律师委员会。总之，到19世纪晚期，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已经进展到一个相当不错的程度。1905年再度流血，但这次流血换来了俄罗斯的君主立宪，俄国有了自己的国家杜马。接着是斯托雷平改革，其大的方向是用个人权利取代“共同责任”（土地改革），用法治取代人治（地方治理改革），虽然改革者因此触动了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斯托雷平最终被暗杀（1911年），但俄罗斯政治现代化的方向是清晰的，也似乎已经不可逆转。
然而，逆转竟然就发生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底用布尔什维克的共产革命逻辑取代了前此的俄罗斯近代转型和制度现代化逻辑。这是现代俄罗斯历史的一个巨大拐点。

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当然有很多偶然因素：沙皇俄国从1914年开始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角斗场，这场充满诱惑的战争几乎把俄国推向毁灭；为了扭转不利战局，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1894~1917在位）亲自上阵督战，却不料国内政局大乱，尼二世不得不宣布退位，原来的杜马领导人则干脆终结君主制，而建立了共和性质的临时政府（这就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显然，它仍然是俄罗斯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延续）；但战争仍然向着不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士兵厌战，国内经济恶化，工人频频罢工。以上因素没有哪个和共产革命及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有关，但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利用了所有这一切。依托士兵、工人的支持，布尔什维克迅速夺得彼得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政权，并迅速以“无产阶级”名义建立起自己的铁血专政。
后来的历史就是尽人皆知的了。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枪毙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驱逐了160位最优秀的俄罗斯作家、诗人和哲学家，数百万俄罗斯人被迫流亡。斯大林使这部红色机器更具仪式化，同时又更具暴虐性。1936年的苏联宪法明确规定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中不容挑战的地位。各级苏维埃（它们名义上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及其他“群众组织”均不过是党控制下的玩偶和工具。在洗脑方面，苏联宣传部门的官员们不输纳粹的戈培尔。苏联有一首妇孺皆知的歌曲《祖国进行曲》，充满豪情，曲调振奋而昂扬，歌词称——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此歌创作于1936年，这正是苏联宪法公布的那一年，接下来的1937到1938年，苏联发生了大清洗，约500万苏联公民和4万红军官兵成为斯大林红色恐怖的牺牲品。
但宣称“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祖国进行曲》仍然是苏联时代名曲。岂不令人嗟嘘？！

真正的民主是什么？又如何可能？苏维埃红色极权从反面给出了回答。诉诸“阶级专政”是靠不住的，对负面人性的直视反倒可以引出积极的政治建制。这里的“负面人性”指人在权力诱惑面前的脆弱，所以才需要建立现代民主政体，用权力制衡、司法独立、公民社会制约此类“人性之恶”。这本来是俄罗斯政治现代化已经在走的路。“十月革命”扭曲了它、中断了它。为了纠正这一扭曲，全世界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帝国的变异

俄罗斯曾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苏俄十月革命开启了从传统帝国到共产革命帝国的变化历程，斯大林又把这两种帝国身份搅在一起，普京则似乎标志着传统帝国身份的回归。这一节，我们谈谈这个话题。
如今的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解体前的苏联比这还要大），但1000年前的基辅罗斯不过是个很小的公国。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皈依东正教，与其说出于信仰，不如说出于地缘政治学的考虑，因为他要拉近与拜占庭的关系。200年后，蒙古铁骑征服了处于分裂中的罗斯，后来崛起的莫斯科公国正是在蒙古人的庇护下发迹起来的。有意思的是，莫斯科的扩张与其庇护者的衰落几乎同时发生，到1452年，瓦解中的金帐汗国已经不得不臣服于莫斯科大公。而俄罗斯真正的扩张始于伊凡四世时代，1552年征服喀山汗国吹响了这个进程的第一声进军号。17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东扩非常成功：1620年，俄军开到叶尼塞河流域；1643年发现贝加尔湖；1648年，俄国人已到达鄂霍次克海湾的太平洋沿岸。不仅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对皮毛的掠取也是扩张者的重要目标。俄国人看中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皇室对外国皮毛的需求，这可以部分解释何以俄罗斯的东扩进行得如此神速。事实上，俄罗斯东扩的界限只有两个：一个是自然界限——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一个是人文界限——当时的大清王朝中国，遂有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首次作为主权国家名称出现在国际条约文件中，也是前现代中国与俄罗斯签订的唯一一个平等意义上的边界条约。
在欧洲、西亚，俄罗斯则与波兰、立陶宛、瑞典、奥斯曼帝国经年苦战，开始是为了生存（避免被吞并），后来是为了称霸（吞并别人）。彼得之类的俄国统治者认识到，没有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安全通道，俄罗斯就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欧洲强国。为此，彼得于1703年强占芬兰湾东部一个据点，设彼得堡新城并定为首都。圣彼得堡从此既是俄国人向西方学习、步入现代政治转型的起点，又是俄帝国高举征服者之剑、披荆斩棘横扫六合的象征。到18世纪晚期，俄帝国又实现了向南部的成功扩张，1770年，俄罗斯战胜奥斯曼帝国海军，迫使这个老大帝国称臣；1783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这是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地区第一次被归并到一个东正教国家。俄军铁骑还深入到高加索山区，通过各种野蛮手段迫使当地人臣服，包括强制驱离甚至种族灭绝。俄国人获得了土地，也种下了仇恨。这是直到今天所谓“车臣问题”仍然一直困扰着莫斯科统治者的根本原因。
总之，作为传统帝国的俄罗斯既是成功的，也是邪恶的，它的贪婪在近代人类史上无出其右，没有之一。它之所以加入“一战”也和帝国诱惑有关，那就是效仿俾斯麦德国，把整个巴尔干地区纳入大俄罗斯版图，成就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大国梦想。

反倒是“十月革命”曾经让俄国人丢弃了传统的帝国之梦，至少是暂时地，因为共产革命讲“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是一家。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时代签署的一些瓜分别国、侵占别国领土的协议，先后承认了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独立。列宁还主张“民族自决权”，这和共产国际的反帝主张保持着逻辑上的一致。列宁甚至幻想革命的烈火可以燃烧到欧洲，巴伐利亚和匈牙利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暂短出现也曾令列宁欢欣鼓舞。总之，在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方面，列宁相当真诚。当然，这份真诚中也许掺杂些许传统帝国的基因，16世纪的伊凡四世也曾认定莫斯科公国在宗教、地理上承担着宏伟的目标，那就是继承罗马、拜占庭的事业，引领全人类走向救赎。如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新的宗教动员令，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帝国也迅速转型为共产革命新帝国。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这样一个新型帝国的执行机构，它指导各国的共产党，给它们金钱，相应地，各国共产党必须在共产国际的指挥棒下臣服。列宁是共产国际的第一任教主，他的继任者则是斯大林。
事实上，与列宁相比，斯大林更像一个老奸巨猾的旧式沙皇。1922年，俄罗斯和其他名义上独立的共和国签署《联合条约》，将各自主权置于同一联邦框架之内。斯大林建议这个联邦体的名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而列宁主张新联邦不应突出某一个民族或地域，以体现所有签约方形式上的平等，这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由来。斯大林还坚持他的家乡格鲁吉亚要像乌克兰或白俄罗斯那样以独立共和国身份加入苏联，而不是和亚美尼亚、阿萨拜疆一起组成外高加索联邦共和国，再以这个身份加入苏联。这当然显得很小家子气。成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第一号领袖后的斯大林想的不再是格鲁吉亚，而是整个苏联帝国的利益。在不少场合，“共产革命”的招牌其实也是服务于苏联帝国利益需要、以苏联帝国利益为转移的。比如，中国国共两党分裂后，尽管斯大林一直支持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但当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已成阶下之囚时，斯大林又强令中共刀下留人，不但保证老蒋不死，还要和他结成统一战线合力抗击日本，因为斯大林知道日本和纳粹德国刚刚签署《反共产国际公约》，目标直指苏联，在这个背景下，把蒋介石转变为盟友对苏来讲意义重大、生死攸关，哪怕蒋手上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
更体现斯大林传统沙皇特征的，是他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对他国领土的贪婪乃至强占。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附加议定书》签订于1939年8月，在这份附加的秘密文件中，斯大林和希特勒划分了各自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势力范围，希特勒亦认可了苏联在东欧比萨拉比亚地区的利益。斯大林还强行霸占了芬兰部分地区，理由竟是“为了保证列宁格勒的安全”！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迅即在芬兰境内靠近边境的特里约基建立“芬兰民主政府”，由长期在莫斯科工作的芬兰共产党人库西宁出任“总理”，这个“总理”发表“宣言”称，苏军是应他的政府的“邀请”进入芬兰的，然后就是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条约满足了苏联提出的一切领土要求。世间无耻者，莫过于此。二战结束后，苏军以胜利者身份占领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苏联《真理报》把此说成是“恢复苏联在远东的历史权利”。苏联还吞并了亚洲内陆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这块土地本来属于中国（沈影著《俄罗斯领土变迁史》一书对以上史实有更加详尽的描述）。在所有这些场合，斯大林可谓深得传统帝俄时代之真传，并把它的扩张术稍加改善运用于现代，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冷战时代，苏联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它的双重帝国身份仍然相互缠绕。1956年，它曾出兵匈牙利镇压那里的“反革命”；1968年，苏军坦克又开上布拉格街头。有意思的是1956年的出兵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甚至是在中共极力怂恿下实施的；1968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则受到北京的强烈批判，北京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和“新沙皇”的“罪恶行径”。其实公平而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身上的“沙皇”味道比斯大林要少了许多，赫鲁晓夫更像一个粗鲁而率真的共产党人，试图真的要和美国人在社会制度和生活水平两方面竞争一番。
这个竞争的结局，人所共知，就是1989年苏东“社会主义”的雪崩。苏联的失败乃至最终解体（1991年）既是极权体制不得人心的结果，也实在是拜斯大林传统帝国遗产之所赐：解体的起点乃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先后独立，而这三个国家本来就是前文提到的1939年苏德秘密协议划分给苏联的“势力范围”，被强行并入苏联版图。苏共保守派发动的“8.19事件”加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不安全感，遂又有了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相继宣布独立，原本希望保持某种联邦性质的“主权国家联盟”（这本来体现1991年3月17日苏全民公决的意愿）到底被“独立国家联合体”所取代，苏联不复存在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产革命帝国也就此进入历史的尘埃。
那么，又如何界定今天的俄罗斯呢？很遗憾，这个国家尽管经历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长达10余年的民主转型，但并没有真的巩固，真的重新接续被“十月革命”拦腰斩断的那个制度现代化历程。今天的普京已经不是刚刚上台时的普京，他正在大步倒退，倒退回威权主义时代，钳制舆论，操纵民意机关，重用国家强力机器，俄罗斯只是徒有民主政治的外表而已。更令人担忧的是，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正在重返传统帝国之路，和美国及北约展开全面角逐。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国际承认属于乌克兰领土的克里米亚，其手法和当年斯大林吞并芬兰几乎如出一辙：俄罗斯蒙面部队先占领了克里米亚政府机关和战略要冲，继而成立亲俄的阿克肖诺夫政府，这个“政府”马上声明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协助以“确保克里米亚的和平”，又煞有介事地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结果自然毫无悬念，“克里米亚要求脱离乌克兰而重新加入俄罗斯联邦”，然后就是俄联邦议会“正式”通过克里米亚的“请求”，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成为俄联邦的两个新联邦主体。至此，普京如愿以偿。他不但重演1783年的故事，而且重新获得可以控制黑海的战略要冲。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俄罗斯的“安全”（连语言都还是斯大林式的老调！）。然而，这样的“安全”逻辑，又与强盗何异？
看来“十月革命”及其后的近100年历史并没有改变俄国。它仍然是一个传统帝国。这个传统拥有巨大力量，包括它对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的解读，也包括这种解读在不少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分量。这大概就是“文化”，一种不知羞耻的“抢来了就是我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普京之类强人亦不过是这股力量、这种文化的代言人而已。只不过时代早已变了，21世纪本该不再搞弱肉强食这一套，更不能视国际法和现代文明准则于不顾，在众目睽睽之下搞这些骗人的把戏。俄国强人却依然我行我素，与文明为敌，这尤其显得反动，且令人不齿。

“十月革命”与中国

过去一百年，中国也深受“十月革命”之害，虽然它是作为榜样被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进来的。毛泽东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据说这个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区别于“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依据就在于此。（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还要走向“社会主义”并最终建成“共产主义”。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并写进了历届中共党代会的纲领。历经28年“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正式建政，这令无数革命者欢欣鼓舞、泪流满面，并被诗人胡风讴歌为“时间开始了”。
然而，今天我们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多么巨大的历史悖谬！如果说，就俄罗斯而言，“十月革命”斩断了它的制度现代化进程，把俄罗斯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时间整整推迟了100年，且至今仍未有结果，那么对中国来说，共产党人引进“十月革命”并据此成就的“中国革命”，同样造成了中国现代转型与制度现代化的巨大扭曲和中断，这个中断产生的恶果已被中共建政近70年的历史所证明。
10年前我在写作《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时，把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归纳为28个命题，那里我谈到，就大的时间尺度而言，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基本任务本来是进行制度现代化意义上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历史也曾经给了这样的机会，这就是民国时代民主立宪的种种努力。那时，中国已经有了现代新闻、现代教育，中国也有了自己的立宪试验，虽然不能说很成功。国民党执掌政权后实施“训政”，搞“以党治国”，但还是承诺要“还政于民”，这和共产党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专政”的训条，又学到了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建构和国家建构的全套功夫，则中国共产党掌权之日必是一党专制生根、开花、结果之时，自然确定无疑。当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天然代表自居，又在“阶级”的范畴内解释“人民”，甚至把它写入宪法时，对人民主权的抽象肯定势必变成对国民主权和公民权利的现实否定。
当然，这样讲不意味着不承认共产党早期有过高远的革命理想。甚至，直到革命胜利之初，共产党人的乌托邦理想仍不乏质朴与真诚。事实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理念实现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变革，会呈示为党的领导人自觉的主观认知。党专制的力量在于它能够义无反顾地推进这种变革，并时而笨拙、时而巧妙地把乌托邦追求的目标和极权主义的推进手段结合在一起。党的社会改造理念会以制度建构的形式强行作用于社会，形成党所憧憬的社会结构格局。在这个由某种“崇高”理念支配、带有人为色彩和“超前设计”特征的社会改造行动中，一切原有的、不符合党专制原则的社会结构因子都将被剔除；原本正常的、正在进行中的制度转型也将被强行终止，而纳入到党所划定的“新的”轨道中。这就是我们在1950年代看到的“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徒有其名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知识分子的就范、以及通过新闻教育和艺术对全民的共产主义洗脑。当然，还有一个方面不应忘记，那就是新政权以“阶级”名义镇压了数百万“地富反坏右分子”，把他们及他们的家属均视为政治贱民。在运用“专政”铁拳对付现实的和想象中的“敌人”方面，中国共产党比它的老师苏联共产党毫不逊色。
中共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表现。事实上，毛泽东对从苏联学来的那一套具体制度并不满意，他比斯大林更原教旨，比赫鲁晓夫更激进、更野心勃勃。在1960年代中苏两党著名的论战中，毛试图证明他对“十月革命”的阐释才具有最终真理性，他指责赫鲁晓夫不许人民“革命”，既不许世界上还没有获得解放的人民“革帝国主义的命”，也不许已经获得解放的人民“继续革命”。毛的主张曾经获得短暂的世界性影响。毛甚至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导演了一场持续10年的“继续革命”大戏，虽然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但毛有“理想”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也有人说，不怕独裁者独裁，就怕独裁者有理想，因为这个“理想”往往把社会带进地狱。诚哉斯言。历史的吊诡尽在于此。
历史的吊诡还不仅于此。
我们发现，文革结束，邓小平及邓后的威权主义时代已经谈不上“理想”，而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实用”或“功利”。他们不再把“十月革命”挂在嘴上，文革的破产让统治者都羞于那套传统的意识形态。现在，发财致富不但是合法的，而且受到党的鼓励。只要不在政治上批评党、和党过不去，党乐意全民都进入“奔小康”的温柔乡。然而，党似乎忘了一条：权力不是吃素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尤其会走向为非作歹。共产党在承认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对权力的垄断，势必造成权力与市场的通吃乃至通奸。这在1980年代已经成为事实。善良的人们想阻止这个趋势，希望共产党推进政治改革，这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如火如荼的学生和市民维宪爱国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在欧洲引发回响，成为1889年整个苏东体系垮台的伟大导火索，但在自己的国度却惨遭镇压。邓小平用坦克告诉他的臣民：谁要撼动共产党的权力，谁就是这个下场！此后，这个国家进一步跌入深渊。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苟且成为普遍生态。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权贵资本疯长，他们把持了国家所有最重要的资源，而这个体制、这个政权则堕落为特权者的工具。唯一能证明其合法性的，乃是经济绩效，而不再是其早年信誓旦旦的社会理想。这一点，即便是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党的掌门人，恐怕也心知肚明。所以我在总结“28个命题”时曾说：就本土意义上现代专制主义的演变而言，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已经从“悲剧”演变为“笑剧”，威权主义的“成熟”乃至溃烂标志着中共党专制走到了自己的逻辑终结点。

10年后再看，这个命题中包含的历史哲学并没有错，但也许我们低估了具体历史进程演变的复杂。毕竟，借助市场的伟力，中国经济有了30年的高速增长，它帮助统治者从六四危机中慢慢挺过来，重新找到自己的支撑点。加入WTO使中国经济更深地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这不但给党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也使党国在政治上获益匪浅，因为它会使那些西方大国忌惮于与中国的经济交易而在人权问题上闭嘴。在所有这些“崛起”背景下，中共十八大又推出新的总书记习近平，第一个任期还没有完，习的强势（包括内政外交两方面）已经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内政方面，习全力反贪腐，“老虎苍蝇一起打”，虽并未真的触及红二代权贵势力，却也造成官场一片肃杀之气。习高度集权，一改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权力格局，事无巨细，乾坤独断。更引人注目的是，习重新高扬毛泽东时代的原教旨，一再强调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就在前不久（2016年10月21日），习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话，称“必须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新的长征路”。习反复强调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当然，面对当今动辄上亿的官员腐败，习的“半条被子”说显得既滑稽，又可笑，且极具反讽性，但这不意味着习对“初心”的呼唤并非出自真心，在这个意义上，习还真有点像毛泽东。外交方面，习同样雄心勃勃，虽不可能再搞毛泽东式的世界革命，但挟持GDP世界第二的本钱，让“中国模式”走向全球、引领世界却是可能的。如此就可以理解，何以在南海，习与美国频频叫板，绝不示弱；而在西亚、非洲、欧洲、拉美，习正在编织的大国战略亦虎虎生风。当然，习的全球战略中还有一个帮手，那就是普京。出于对抗美国的共同战略需要，习近平与普京正走在一起。
这就是4年来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当然，从长远看，习近平的“党国中兴”梦注定有破灭的一天，因为人性不会更易、文明不会改写。就便习自己“初心”仍在，这个烂透了的体制却不可能起死回生。更何况，习的全部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政权、保“红色江山”，用当今时髦的话说，是为了保“赵家人”的天下。就此而言，“人民”不过是最廉价的说辞而已，不管习自己是否承认。事实上，习已经在个人独裁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有人喊出要向习总书记看齐，“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10月20日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样一个小人、奴才横行的世界，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人们还是惊诧它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事实上，习在努力医治党国顽症的同时正在制造更多的党国顽症。别的不说，仅接班人一项，就会最终把党国带入险境，因为习有可能打破总书记连任两届的惯例，而义无反顾地自己接着干下去。这会使党国体制几十年取得的唯一一点进步也化为乌有。
这都是后话了。
眼下必须看重的，却是党国之红色帝国崛起正在对文明、对人类民主共同体和对13亿中国人本身构成的威胁。
这也是“十月革命”给21世纪遗留下的最大祸害。

（作于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