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党史真相》第二集：张申府与中共初创

張申府與早期中共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列主義。李大釗率先發表三 篇介紹共產主義的文章― 〈俄法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7月《言 治》)、〈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1918年11月《新 青年》),共產主義赤色思想在京滬知識界開始流播。不過,及至 1921年俄共一手扶立中共,赤火微如星粒。五四時期,共產主義在中 國不過是北京大學兩間小屋。校長蔡元培秉承「兼容並包」,為李大 釗師生提供討論交流的場所。 中共「一大」召開時,各省代表赴滬 川資100元,出自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供的經費。
北京三黨員
那麼,哪些人是中共最早黨員呢?無論中共黨史及市井坊間,一 直不甚了了。事實上,中共最初實際創建人為三位:李大釗(1889~ 1927)、陳獨秀(1879~1942)、張國燾(1897~1979)。張申府 (1893~1986)乃北京小組最初三成員之一,另兩位為李大釗、張國 燾。根據多方材料印證,張申府這段晚年回憶大致可靠―
中國共產黨1920年8月開始創建,地點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是 陳獨秀,在北京是李大釗和我。第三國際的魏金斯基當時來華,首先 到北京,對我們講,要我們建黨。以後魏金斯基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 去見陳獨秀,要陳獨秀建黨。陳獨秀找過胡漢民、戴季陶、張東蓀等 人談過,他們都不同意。關於黨的名稱叫什麼,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並要我告訴李守常(按: 李大釗)。信寫得很長,主要講創黨的事,信中說:「這件事情在北 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談。」
河北獻縣小垛莊翰林之子張申府,原名張崧年,哲學家張岱年 (1909~2004)長兄,周恩來入黨介紹人。1962年3月2日,周恩來 (1898~1976)在廣州接見全國科學工作、戲劇創作等會議代表,當眾向張申府、劉清揚夫婦示謝―
「1920年我到法國,還對費邊社會主義有過興趣,但很快就拋棄 了。我感謝劉清揚、張申府,是他們兩人介紹我入黨的。」
大革命發動之初,遠在歐洲留學的周恩來之所以得任黃埔軍校 政治部主任,亦賴參與黃埔軍校籌建的張申府向廖仲愷、戴季陶推 薦。1925年,張申府因政治觀點不合退黨,轉回書齋,從政治前沿舞 台隱身淡出,社會知名度較小。
1948年10月23日,張申府以學者身分在儲安平《觀察》上發表 〈呼籲和平〉,要求國共停戰,被認為有意袒護敗勢已定的國民黨, 遭到中共嚴厲批判。相戀27年的妻子劉清揚(1894~1977)登報斥 為:「人民公敵張申府」,與之離婚。民盟也將自己創始人之一的 張申府開除出盟。1950年代初,章士釗替張申府當面向毛澤東求情, 要求安排張的工作,參與政事,未獲允准。1957年,張申府因支持章 伯鈞,劃為大「右派」。此後,張申府澈底淡出歷史舞台。1980年代 初,極左思潮敗落,張申府「重出江湖」,成為「出土文物」,全國 政協委員,其建黨初期回憶錄亦被中共接納,十分珍貴的史料。 

上海七黨員
關於中共初始黨員還有一說:茅盾乃最初七黨員之一。此說有 一定偏差。根據張申府回憶,因犯「生活錯誤」被逐出北大的陳獨 秀,這時去了上海。第三國際代表魏金斯基(一譯維辛斯基,華名吳 廷康),首先到北京與李大釗取得聯繫,提出建黨設想,然後李大釗 介紹魏金斯基去上海見陳獨秀。
陳獨秀熱情極高,說幹就幹,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留日生,其 中有周佛海(1897~1948)、田漢(1898~1968)、李達(1890~ 1966),還發展了當時在滬的施存統(1899~1970)、沈雁冰 (1896~1981)、沈玄廬(1882~1928)。
張國燾回憶錄中,上海小組成員則為―
「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沈定一(玄廬)、邵力子、 施存統等七人。戴季陶因國民黨籍的關係,沒有正式加入組織。楊明 齋由俄共黨籍轉入中共為黨員,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參加一 樣,都是在第一次正式會議以後的事。」
兩相對照,張申府其時不在上海,提供的名單準確度不高。 張國燾因參與其事,提供的「上海小組七人名單」相對準確。應該 說,茅盾是中共最早黨員之一,但非最初「上海小組」七成員。
還有人說李震瀛(1900~1938)、陳公培(1901~1968)等人也 是上海共產黨小組發起時首批黨員。陳獨秀告訴張國燾,上海小組正 式成立會上,每個參加者都正式表達加入組織的意願。《星期評論》 主編戴季陶(後為國民黨理論支柱)表示自己與孫中山關係深切, 不能成為中共黨員,還哭了一場,說內心很相信共產主義,很想加 入,但不能如願以償。邵力子則正式加入。《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1886~1973)在醞釀之初也一度是活躍分子,但接觸到組織原則 與政治綱領後退出。張國燾回憶錄認定中共最初誕生於上海,1920年 5~6月間商談籌備,8月下旬正式組建「上海小組」。
據張國燾回憶錄,李大釗對立即建黨有不同意見,認為暫時不 應過問實際政治。1920年7月,陳獨秀與張國燾在上海具體討論建黨 細節,長談中對具體而又重要的黨綱政綱,深感茫然―
「我們雖否定了李大釗先生所謂暫不過問實際政治的說法,但經 多方推敲,仍然難於確定一個最小限度的政綱,其內容主要是對於現 實政治各方面的應有態度。只因我們對於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無祖 國」尚不能坦然接受,也還弄不清楚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獨立革命、 民主革命之間的微妙關係。在無可奈何之下,陳獨秀先生這樣表示: 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發表一個《共產黨宣 言》;我們只是要做邊學習邊幹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現在可以先將 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黨綱和政綱留待正式成立以後再去決定;我們 並非不過問現實政治,而是不在實際上從政,如黨員擔任政府官吏等 等。因此,黨綱與政綱並沒有詳細擬定而暫時擱置下來了。」
陳獨秀與張國燾的討論中,只是確定一些基本原則,如不採用 黨魁制而採用較民主的委員制,不吸收政治背景複雜或人格有缺陷者 加入等。
北京小組
北京建黨稍晚於上海。1920年8月底,張國燾自滬回京,向李大 釗彙報上海小組成立情況。李大釗聽後認為在北京也應發動起來。張 國燾說是他與李大釗「請北大一位講師張申府同為發起人。」 張申府則說1920年9月底,自己與李大釗在尋找發展「第三名黨員」,首 先想到五四運動中嶄露頭角的青年女性劉清揚。
劉在天津組織女界愛國同志會,領導天津青年團體「覺悟 社」,1919年代表天津學聯到上海出席全國學聯成立大會。1920年 6、7月間,她又參加學聯組織與張國燾等人下南洋募捐。1920年9 月,當劉清揚到達北京,李大釗、張申府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找她談 話,動員她加入共產黨。劉清揚個性獨立,認為對黨組織還不太清 楚,要看一看,沒同意。李大釗、張申府認為入黨之事不能勉強,只 能等劉有了認識與覺悟後再說。這樣,李大釗再去找自己學生張國 燾,因為張國燾在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熱情很高,可能性較大,這 樣「除了大釗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個黨員。」
張申府說北京小組成立時間為1920年10月,此後李大釗發展一批 北大學生― 高語罕(1887~1948)、劉仁靜(1902~1987)、鄧中 夏(1894~1933)、羅章龍(1896~1995) ,還包括無政府主義者黃 凌霜、陳德榮、張伯根,這批無政府主義者因不同意無產階級專政, 同年11月退出中共。
張國燾回憶錄中卻說北京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於1920年9月中 旬,到會者九人― 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黃凌霜、陳 德榮、張伯根等。9月底,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會議在北大學生會 辦公所舉行,到會者約40人,著名者: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 仁靜、何孟雄等。無論如何,從時間上,「北京小組」的組建略晚於 「上海小組」。
張申府認為北京建黨設想與創始成員要早於上海,最早的兩名 中共黨員應產生於北京― 李大釗與自己,不是李大釗與張國燾來 「發展」自己,而是自己與李大釗去「發展」張國燾。但根據張國燾赴滬日期,應該是李大釗與張國燾去找張申府,而不是倒過來。 在此,張申府如果不是回憶有誤,便是有點「貪功」。
1921年1月,劉清揚成為張申府情侶,與張申府同船赴法留學, 並由張申府介紹入黨。2月,兩人再介紹周恩來加入,這樣留學生中 有了三位黨員,成立中共旅歐支部。這只是一小群志同道合的知識分 子自由組合,參加者並沒有放棄舊有的組織與思想。其實,張申府的 思想一直十分雜蕪,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跳來竄 去,還提出「列寧、羅素、孔子,三流合一」,他畢生致力於將中國 傳統哲學與西方最新理念結合起來,嘗試將儒家人文主義和羅素的數 理邏輯建立共同立足點,以便東西新老文化能夠達到他所希望的交融 合流。張申府這一學術大方向還是正確的,「三流合一」在學界後輩 中得到某些呼應。
中共建黨初期,規模很小,局限於知識分子圈圈,真正發展要 到1924年以後的大革命,獨立發展則在1927年「四‧一二」後。至於 中共增員幅度最大時期,乃是抗戰時期(1937~1945),三萬餘黨員 躍升120萬。
張申府退黨
1920年9月20日,張申府致函少年中國學會―
「吾的根本主張是廢國、滅產、絕婚姻……對社會的主義自然要絕 對的信奉。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精華,對於共產主義自然要絕對的 信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更沒有第三者。……吾絕對信 奉如要把現狀改換,只有換改一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
按其思想,實在是一個澈底的共產主義者。他的退黨,在於他 的性格與「知識分子脾氣」。
張氏退黨,起因於1925年1月上海舉行的中共「四大」,要求以 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並接受國民黨領導。張申府在這一點上與張太 雷、彭述之、蔡和森等發生嚴重分歧,爭論激烈。張申府知識分子脾 氣發作:「贊成我多的,我就幹;贊成我的是少數,我就滾蛋。」 13 扔出此話,見自己確是少數,張申府甩手而出,盟友周恩來隨他離場 以示支持。但周恩來在門外勸阻張不可因一時衝動而退黨,必須遵從 黨紀― 返回會場商討共同立場,適當妥協以求轉寰。張申府不肯回 頭,怒然拔步,周恩來則返回會場。張申府晚年回憶―
「我終於離開,周恩來卻繼續留下去。我想我是一個寧折不彎的 人。……周恩來就不同,他是彎而不折。」
1978年,張申府回憶中共「四大」為一篇黨的綱領發生爭論―
「我認為那篇綱領,是絕對不妥的。有些年輕黨員乃說我幼稚可 笑。我一氣之下,表示退黨。後來我到北京,大釗、世炎等勸我不要脫黨。」
此後,張申府接受羅素思想,1928~29年組織第三黨,要求獨立 國共兩黨之外,獲得自由政治空間。1925~26年,張申府撰文―
「我現在所要努力,究不在單純的赤化上。我相信要換世界,須改人性與變制度。我是在改人性方面努力,要從人性上做點改人性的 預備,從旁幫那直去變制度的。」
我脫離共產黨,因為我覺著我不適宜集體生活。我是無政府主 義者,是羅素的信徒。沒有人可以破壞我的決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 避難之地。
但第三黨的活動並不如意,退出政界的張申府轉入思想界,1930 年代初為清華哲學系教授。1935年,日寇既得東北再窺華北,國勢日 危。張申府與劉清揚、姚克廣(依林)、孫蓀荃等共同發動北平的 「一二‧九」運動,張申府任大遊行總指揮,1936年3月被捕,出獄 後被清華解聘。抗戰勝利後,張申府代表民盟出席政協。1946年國民 黨召開「國大」,張申府拒絕出席。1948~49年,張申府本有許多機 會去香港,但他實在捨不得北京這塊「牽繫其根」之地,留了下來。
1949年後,一向以天下為己任的張申府被禁止發表文章和從政。 此前,他之所以改名(「崧年」一名已用20年)―
「因為有許多官宦人家的兒子都用了這個名字。我是喜歡有分別 的人,於是我再起了一個名字:申府,這是參照古時一個以天下為己 任的大官的名字起的,意思是治理國家。」
不能參政,十分憋屈。章士釗為他求毛澤東緩頰,老毛未允, 說了一句:「當初他是我的頂頭上司」。張申府認為這是毛還惦記著 1918年與1945年的兩件事。1918年暑假,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回昌黎 老家休假,助教張申府代主館務,正值毛澤東入館任見習書記。張申 府拿一份書目交毛繕寫,毛寫完後交上,張一看,全寫錯了,退毛重寫。1945年,毛澤東飛渝談判,請張申府吃飯,席間張拿出自己的一本著作贈毛,毛見扉頁上題詞「潤之吾兄指正」,頓露不悅。毛澤東 認為張申府此時已不該與自己「稱兄道弟」。
1949年3月25日,民盟成員宋雲彬(1897~1979)在日記中評張 申府―
「張之大病在不肯忘其過去之革命歷史。彼與毛澤東氏在北大圖書館 有同事之雅,周恩來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紹,遂以革命先進自居。…… 張申府於政協失敗後,不惜與國民黨特務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 處捐款、以飽其私囊。彼苟不忘其過去之革命歷史,豈肯出此。」
可見,張申府其時口碑不佳,處境尷尬。1949年2月,周恩來派 秘書齊燕銘安慰張申府,每月送30元生活費。北京市長彭真亦請張申 府吃飯,席間替他惋惜:「你要是不脫黨就好了。」9月2日,張申府 在北京副市長張友漁安排下,入北京圖書館任職,直至辭世。 張申 府晚年說自己一生摔了三次大跟斗― 1925年退出中共、1948年被逐 民盟、1957年被劃「右派」。
三好男人
1980年3月,87歲的張申府向美國女學者舒衡哲坦認自己是「三 好男人」― 好名、好書、好女人―
「您知道,我有三個弱點,這就是我終生追求的三個愛好:書 本、女人和名譽。1920年代我刻了一個章,就是刻了這三好。這三好 我從沒有放棄。我愛書,1948年我為這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愛女人給 我的麻煩就更多,像劉清揚和其他女人。這三好使我難為情,但我不能自拔,沒有辦法。到現在還是這樣。」
1926年3月,張申府在那篇〈自白〉中談及與劉清揚的同居,觀 點至今十分前衛―
我和劉清揚的關係並非什麼新鮮的事情。今天只有在中國才不 能夠承認一個已結婚的人還可以有愛人……我的意見是,性交、結婚 和愛情是三樁不同的事兒。
舒衡哲認為張「是他那一輩最有國際視野的知識分子之一」。
說來令人驚訝,武昌首義後,入讀北京順天高等學堂的張申 府,言出驚人。一篇命題作文〈擬官軍諭武昌城內叛兵繳械免罪 檄〉,要求學生以清軍平叛將官身分寫一篇戰前檄文,測驗學生對 十九世紀國史的認識,特別是洪楊髮逆引起的社會動盪。18歲的張 申府當時不可能有革命意識,他從儒家立場出發,嘲笑「造反即英 雄」,表述了以下內容:革命者並不具有代表人民利益的天然性,甚 至並不比當權者更能代表人民利益。 雖說有點「瞎貓碰死耗」的偶 然性,但也確實裹帶十分深刻的歷史內核,表明青年張申府的思想潛 質,是他日後之所以步入哲學研究的「內因」。
2006年秋於滬‧三湘 原載:《南方都市報》(廣州)2014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