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保卫改革开放”，唤醒中国不能回到毛泽东时代

【博闻社】张杰：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其政策像迷踪拳，难以捉摸。十九大后，人们明显感觉习近平是在回归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到底想把中国带向何方？

严家祺：当一个时代过去几十年後，这个时代的特征就会清晰地显现在人们面前，就像航空摄影可以看到地面上许多“大尺度“特征一样。什么是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有三大特征：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复辟帝制”；三是“闭关自守”。文化大革命把这三大特征提升到顶峰。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是与毛泽东时代的三大特征背道而驰的,唯一与毛泽东时代相同的是坚持一党专政。最近《求是》专栏《旗帜》微博上的文章《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种文章，在文革结束後的40年中，可能是第一次。这是一个重要标志。

马克思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一开头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邓小平六四屠杀，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和声讨，正是在这一全球性巨浪中，1989年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是11·9事件——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死亡，使邓小平寝食难安，在一个月中，邓小平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苏联东欧的非共化，标志着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邓小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南巡，是他看到共产主义的灭亡的大趋势後，为了挽救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下决心在中国走一条“共产党专政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是中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六四前後，有所不同，六四前，邓小平还企图改变毛泽东个人崇拜、有政治改革的想法，私有制的发展是缓慢的。六四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今天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资本主义”，也就是备受马克思谴责的“老资本主义”。习近平说要进入“新时代“，是要离开邓小平的原有道路，至少局部回到毛泽东时代。

张杰：周新城的文章说的都是大实话，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么写的。为什么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严家祺：中国5000历史反反复复，有两大循环：一是王朝循环、二是分合循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又加了一个反复，就是资本主义大发展後，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人发出了他们呼声，《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我刚才谈到， 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时代的三大特征提升到顶峰。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幽灵，文革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在八十年代被邓小平埋葬後，近五年来，文革的幽灵却悄然地掀开北京地底的狭小裂缝，像一股地下旋风一样，升向空中，并蔓延到中国各地。2018年的今天，文革幽灵正在中国上空徘徊。

人们容易区分经济和政治，但往往不区分或不愿区分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是在长期中自然形成的，其中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最重要内容。国家制度，是关于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府规模和权力行使范围的制度，其中政治制度则是国家制度的最主要的内容。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按照马克思主义设计的方案建立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文化大革命中，连私人在住宅边上狭小的地段种植一些农作物都被禁止，当时称这种做法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四十年前毛泽东时期的社会制度，与今天中国的社会制度，都称为“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有根本区别的。邓小平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在政治制度方面，除了1982年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外，其他方面没有大的变化，依然是一党专政。

六四後，除了六四受难者、各地和少数民族受难者、自由派知识分子、维权运动，中国绝大多数人采取了逃避政治的生活方式，金钱至上、声色犬马瀰漫社会每个角落。中国的私人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由于缺乏法治，经济领域中充斥了权钱交易，贪官污吏遍及全国，在非政治领域，官方放松了各种控制和管制，崇金炫富司空见惯，吸毒卖淫死灰复燃。六四後，文革结束後十多年社会宽松局面不复存在，愈来愈强化了新闻管制和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在“维稳”的藉口下，强化对人民的控制。

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引进各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做法，仍然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限制，那么，可以说，在六四後，由于苏联东欧的大变化，舊有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 六四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完全全转变为一种既新又舊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不同于现代欧美资本主义的中国式资本主义。概括起来，有三大特色：一是权贵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并处于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民间私人资本有限度发展增长；二是受控市场经济，权贵资本有力地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在一个个局部和微观范围内，市场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少数权贵和富豪占有全社会的大部分财富。

权贵资本是一种变相的官僚资本，这种资本的部分控制者，他们的权力地位并不巩固，随时会因“反腐败”或政治原因而失去权力和财富。加上许多权贵资本控制的企业，披着国有经济的外衣，权贵人物不能像欧美私人企业家那样取得全部资本收益，因而，中国官方不承认这种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今天的欧美资本主义来说，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说明了，相反，为揭露中国今日资本主义的弊端，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根据。

不管如何称乎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比，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中国两极分化现象超过了许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权贵经济与国有经济不可分割 ，资本主义经济穿上了社会主义的衣裳。今天仍然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为“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掩饰这一重大变化。

张杰：人们常说“六四”以后，中国改革已死。但许章润教授的文章为什么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我们还应该保卫改革开放吗？

严家祺：改革开放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总口号，事实上，1989年“六四”，政治改革完全停滞，而且走向反面。

在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业“社会化”，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有良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良好的资本主义有四大要素：

① 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任何人无需政府特许，只要办理注册登记就可以创办工商实体企业，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

② 二是财产权的保障，包括严禁用政府权力和金融权力掠夺私人财富的行为，财产权的保障还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体系和解决财产争端的法律体系；

③ 三是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担遵守承诺、合同的义务和责任；

④ 四是政府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并用经济办法保障社会公正。中国今日的资本主义，在金融与世界接轨的名义下，使权贵资本和金融资本密切结合，使这种资本主义充斥权力掠夺、金融掠夺、不讲信用、不守承诺。权贵的财产得到保障，而普通企业家和个人财产经常受到权力和金融欺诈的掠夺。

朱镕基上台後， 经济改革也开始变质。朱镕基在掌握中国金融和经济大权後，和江泽民在一起，就是利用国家权力，把国外金融资本主义最坏的东西引进中国，尽管朱镕基掌权时并没有显现出多大问题，但经过他的后继者的延续，不断暴露出这种用国家权力强力推行的金融资本主义政策的弊端。朱镕基和他后续者的政策，并不是有效地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健康成长的政策，而是不顾条件和环境、盲目追求GDP、把国家权力和金融资本相结合，培植权贵资本阶层、扩大两极分化的政策。如在国企兼并破产过程中，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联合在一起，把国有资产占为己有，而上千万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被迫“下岗”。朱镕基的银行改革虽然有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但也埋下了权钱交易和金融资本主义弊端的种子。就在朱镕基担任总理期间，在银行业支持下的房地产业得到突飞猛进发展，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高盈利产业，在2001年，在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前一百位富豪有六成来自房地产业。中国两极分化的扩大是朱镕基推行的政策制度的直接结果。朱镕基还是“债转股”在中国的开创者。为了解决中国银行中愈来愈严重的不良贷款，不久前，中国又搬出了朱镕基的“债转股”。里昂证券(CLSA)分析师郑名凯(Francis Cheung)估计，截至2015年底，坏账占中国各银行贷款 15% – 19%，所有这些“不良贷款证券化”的措施，除了有助于解决银行业的危机外，主要後果就是把中国银行业的危机转嫁到实体经济身上。

江泽民、朱镕基及其以后的“经济奇迹”与土地财政和房地产高速发展分不开，是权钱交易和金融资本大发展的“奇迹”，是贪污腐败、两级分化的“奇迹”。在名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规律必然会表现出来，高速增长後必然会出现衰退，但温家宝4万亿的货币投放和信用扩张推迟了中国经济衰退。CDS是一种剧毒的金融毒品，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引进“信用违约互换（CDS）”等金融产品，为中国更大规模的信用扩张和金融风暴准备条件。

改革开放在中国虽然已经变质，但当文革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升起时，许章润说“保卫改革开放” 使大家想起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会唤起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时代局部复辟的警觉和对胡耀邦、赵紫阳改革开放的怀念。许章润提出“保卫改革开放”，有助于唤醒中国不能再回到毛泽东时代。

张杰：习近平如何才能走向新时代？

严家祺：我刚才说过，今天仍然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为“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掩饰毛泽东去世以来40多年中国经济制度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国家的政权，在光天化日下，要掩饰社会的重大变化，没有起码的勇气正视现实，这就会迷失方向。

私人经济发展形成财富差别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两极分化的加剧则是社会灾难。中国5000年中的“两大循环”起因之一，就是两极分化的加剧，因而引起一次又一次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共产党革命也是农民革命。

改变“两极分化”，有政治、经济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国家权力的政治强制，是狭义的政治途径，战争和革命则是广义的政治途径；另一种是政府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并实施保障社会公正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人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推行个人崇拜，依靠毛泽东热，倡导无产阶级（穷人）专政，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强制的途径。

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从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翻案开始的，如果习近平要走向新时代，也要从保障人权、平反冤假错案、从恢复“六四”真相、为1987年的胡耀邦和1989年的赵紫阳恢复名誉开始。让达赖喇嘛回到中国，也是新时代开始的标志。如果许章润因发出“保卫改革开放”而受到迫害，这就是中国进入变相文革的旧时代的标志。中国的新时代，只有在人人权利受到真正保障时才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