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党史真相》第十一集:两次国共合作秘闻和国民党的惨痛教训


一、文革后,中共想趁台湾国民党老一代政要尚健在,发起第三波「国共合作」攻势,为什么遭到国民党严拒?文革后,中共发起第三次国共合作攻势,想趁一些老一代国民党政要还在,还有深厚的大陆乡土意识,如宋美龄(大陆去的)、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还健在,再往下,人家台独意识强烈,根本不认「一个中国」,你是你,我是我,没有一点「共识」。
1981年9月30日,新华社发表「叶九条」(九条方针)——〈告台湾同胞书〉。为什么国民党那么坚决不理睬,一直坚守「三不方针」——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实在是来自对历史的血的教训。中共一直宣传国民党不肯谈,而为什么不肯谈,则不着一字,大陆人民一直不清楚。而之所以不说,就像邓小平的「不争论」,争论不起呵!明明反毛,却还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挂着毛泽东的像,形成今天「打左灯向右行」的尴尬,整个国家言行不一,最应讲诚信的政府,公开撒扯大谎,明明告别马列、打压毛派(用毛派的话来说,以前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现在则是谁拥护毛主席就逮捕谁),但却坚持不倒旗,举着马列毛的旗,干反对马列毛的事儿。对于台湾国府之所以一直坚持「三不方针」,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共贬为「偏安拒和」,中共之所以不说国民党方面的拒绝理由,当然是说不起,有难言之隐。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什么秘闻性资料?第一次国共合作两条资料——中共「三大」后,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但国共两党内部均大起波澜。中共「一大」政纲明确——夺取政权以推行共产制度,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924年冬,中共党员沉泽民(1900~1933,茅盾胞弟)对18岁女生陈学昭(1906~1991)说:「现在我们同国民党一起革命,将来我们还要革国民党的命!」 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1898~1927,陈独秀长子)向新党员龚楚交代任务:「目前党的政策是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取得实权与工作,亦即是利用国民党各级党部以掌握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团结在本党周围,以实现本党的主张。」 无论奉持宗旨还是价值追求,国共均只能是「打倒军阀」的同路人,当有共同敌人时的暂时合作,两家对「国民革命之后」,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分歧。
但中共借助第一次国共合作,从1923年6月12~20日广州「三大」全国420名党员,到1927年4月27~5月9日武汉「五大」,57967名党员,获得第一次大发展。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呢?能否扼要介绍一下背景材料?第二次国共合作两条资料——
中共依靠抗战,再次孵大。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伍修权(1908~1997):「持国民党观点的人到处宣传他们的旧三民主义,有的党员受他们的影响,转向了国民党方面。在我的印象里,原来是国民党观点的,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好像不多。」 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1880~1931)被捕,供词:「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二百人,人才极感缺乏。」 1932年「一•二八」后,中共扩求党员,上海得三千;至1933年5月,脱离者两千以上。 1933~1934年,中共策源地上海的党员不过485人,其中暗向国府「转变」并领受任务183人。「1934年时北平我地下党的组织已几乎全遭受破坏。当时北平尚有几个党员,但是没有党的组织。1935年初,党组织才开始恢复起来。……党员全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 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只有九名党员,加上团员也仅约20人。 陝北中共事后从一张报纸上意外得知平津爆发大规模学运,1936年初急派刘少奇前往主持北方局:「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 1936年春,经冯雪峰与潘汉年审定的上海党员约二百馀,中共组织部承认的骨干只有47人。 中共瘦成皮包骨。1944年5月21日,毛在六届七中全会上:
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4.5万人)……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陝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 陝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1909~2004):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只有五六千人,加上陝北红军及地方武装,「尚不足三万人」。 黄克诚:「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红五、红九军团仍在张国焘的左路军中。」
有确切资料:抗战之初八路军仅3.2万人, 江南新四军(南方八省游击队合编)1.03万馀人, 东北抗联一万人, 总共五万馀人。在国统区,中共力量更是微如星火。

四、延安时期,中共拿了国府多少钱?西安事变后,中共得到国府资助。1937年2月6日,范长江与博古、罗瑞卿同车自西安往肤施(延安),车上「最重要的是从紫金山那里运来的几十万法币」。 舒湮《边区实录》记载1937年初:「自从统一战线完成后,中央对第八路军有饷额补助每月五十万元。」 中共也承认:八路军每月得到国府50万元军饷及衣物药品等军需补充。 1938年3月24日,毛对记者说:国府每月拨给八路军几(五)十万元经费。 1940年6月初,朱德向陈嘉庚介绍: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军队三万人编制,每月拨饷68万元,步枪子弹800万粒,中共则实行三民主义。 1937年12月3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1884~1971)日记:「中央(按:国府)发给八路军饷械比其他部队为优先,所以未能全部解决,大概中央亦很困难之故。」 1937年10月21日,叶挺首次领取新四军开办费五万元;此后每月至少6.5万。 1992年中共《中共党史研究》:「由国民政府供给军饷、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按规定每月应发给军饷73万元(八路军60万元、新四军13万元)。军需物资按红军改编时的编制5.2万余人配发。」
《扫荡报》记者访延:每月在中央取得60万元津贴,又把边区发行的纸币在中央银行换了若干万法币,中央为了解救陝北人民的危机,也自动地放了近百万元的急赈,这样才把红军救活,才把共产党人救活,才把边区50万奄奄待毙的人民救活!
有资料说1937年晋军一个团的经费为2.3万元/月。
1939年6月,江文汉(1908~1984)率基督教访问团入延:「中央政府对边区政府似乎已经给予事实上的承认。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这一问题:民族救济委员会已给他们十万元的拨款。交通部一个月给他们十万元用于筑路。经济部在土地开垦的项目 中也给他们以帮助。」
1938年,武汉「八办」除了向延安运送军需物资,还运送大批粮食(300吨大米、40吨麵粉)、办公用品、毛巾袜子、文娱用品、钢材生铁、硫磺原料等,甚至纺织机床、皮革厂造纸厂毛毯厂所需机械设备,延安成立「工业机械局」。

五、延安时期中共的政治面貌?拿到国府的钱,毛泽东在延安群众大会上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中共打出完全拥护蒋委员长的旗帜。毛会客室悬挂孙蒋列斯四像,孙蒋居中,列斯在侧。 各赤区高悬青天白日旗。 1944年5月29日,陈赓在延安撰写整风自传:「我军仍屹立太岳山巅,二十余县仍飘扬着祖国国旗,实行三民主义,真正民主。」 延安各校最时兴歌曲都强调国共合作:「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分裂,中国就灭亡」;「同志们,请记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1940年,彭德怀报告:
华北战争不是孤立的,有全国抗战的配合,特别是有全国二百几十万友军的配合,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专对华北。 抗大课程开设「三民主义」;毛对来访宾客强调:抗战胜利后的任务是实现三民主义,中共不想把苏维埃照搬到中国,实现新的社会制度可以通过议会票决方式,允许宗教自由。 1945年延安歌曲:「看/在自由幸福的陝甘宁/人人都团结得像兄弟/在边区政府的施政下/实行了真正的三民主义。」 中共减缓各种极端化政策,文化上向传统示归,得到寰内部分士林认同,这一认同乃是中共日后胜利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1938年初,蒋介石发觉八路军不听号令,首先想到的就是取消八路军的40万元津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府才最后断饷。

六、国民党养虎成患的后果是什么?中共胃口也一点点在延安扩大。1937年6月,国共议定八路军三个师六旅12个团4.5万人。 1942~43年,林彪只向国府要求四个军12个师的编制;1944年,林伯渠已在要求六个军18个师。1944年3月,陈毅对美国外交官说新四军有30万正规军,能迅速扩至40万。其他中共领导人:「给我们一年时间,我们将能够佔领满洲边境到海南岛的整个华东。」 1944年11月,国民党军队200万,中共军队63万; 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中共党员121万, 军队91万、民兵220万, 19块根据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 中共《抗大史》:「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有4.6万余人。到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 新四军「由统一改编时10300余人发展到31万馀人。」
总之,抗战结束时,中共已具对抗实力,敢于向国府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参与对中国未来的安排。1946年内战爆发,中共立即发动土改,「以便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无偿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财产,既调动穷棒子去「打老将」,也为解决战争所需财政。
斗了地主老财,接着就给老百姓开仓放粮,分田分地分骡子分马,老百姓跳着脚喊「共产党万岁!」 每次国共合作,都是孵大中共,都是共产党赢利,尤其第二次国民党吃了大亏,因此中共放出第三次合作的气球,当然遭到国民党上下一致的严拒。就是从一家人情来说,每次合作都吃亏,人家还有信心与你谈判么?还会相信你的诚意么?因此1949年蒋介石定下国策——「永不与中共谈判」,江河有源,万事有来历,这就是1980年代国民党坚守「三不方针」的历史原因。——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血的教训如此沉重,后果如此严重,加上中共夺国后祸国连连,整出反右、饿死四千万人以上的大饥荒、文革(此时还没「六•四」),无论从哪一角度,台湾国民党似乎都不可能与北京,一些有关第三次国共合作秘密谈判,那也是1987年的事,所谓对北京中共的「新三不政策」——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有资料说1988年1月13日,小蒋去世,秘密进行的接触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