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党史真相》第十一集：两次国共合作秘闻和国民党的惨痛教训

一、文革后，中共想趁台湾国民党老一代政要尚健在，发起第三波「国共合作」攻势，为什么遭到国民党严拒？文革后，中共发起第三次国共合作攻势，想趁一些老一代国民党政要还在，还有深厚的大陆乡土意识，如宋美龄（大陆去的）、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还健在，再往下，人家台独意识强烈，根本不认「一个中国」，你是你，我是我，没有一点「共识」。
1981年9月30日,新华社发表「叶九条」（九条方针）——〈告台湾同胞书〉。为什么国民党那么坚决不理睬，一直坚守「三不方针」——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实在是来自对历史的血的教训。中共一直宣传国民党不肯谈，而为什么不肯谈，则不着一字，大陆人民一直不清楚。而之所以不说，就像邓小平的「不争论」，争论不起呵！明明反毛，却还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挂着毛泽东的像，形成今天「打左灯向右行」的尴尬，整个国家言行不一，最应讲诚信的政府，公开撒扯大谎，明明告别马列、打压毛派（用毛派的话来说，以前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现在则是谁拥护毛主席就逮捕谁），但却坚持不倒旗，举着马列毛的旗，干反对马列毛的事儿。对于台湾国府之所以一直坚持「三不方针」，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共贬为「偏安拒和」，中共之所以不说国民党方面的拒绝理由，当然是说不起，有难言之隐。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什么秘闻性资料？第一次国共合作两条资料——中共「三大」后，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但国共两党内部均大起波澜。中共「一大」政纲明确——夺取政权以推行共产制度，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924年冬，中共党员沉泽民（1900～1933，茅盾胞弟）对18岁女生陈学昭（1906～1991）说：「现在我们同国民党一起革命，将来我们还要革国民党的命！」 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1898～1927，陈独秀长子）向新党员龚楚交代任务：「目前党的政策是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取得实权与工作，亦即是利用国民党各级党部以掌握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团结在本党周围，以实现本党的主张。」 无论奉持宗旨还是价值追求，国共均只能是「打倒军阀」的同路人，当有共同敌人时的暂时合作，两家对「国民革命之后」，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分歧。
但中共借助第一次国共合作，从1923年6月12～20日广州「三大」全国420名党员，到1927年4月27～5月9日武汉「五大」，57967名党员，获得第一次大发展。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呢？能否扼要介绍一下背景材料？第二次国共合作两条资料——
中共依靠抗战，再次孵大。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伍修权（1908～1997）：「持国民党观点的人到处宣传他们的旧三民主义，有的党员受他们的影响，转向了国民党方面。在我的印象里，原来是国民党观点的，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好像不多。」 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1880～1931）被捕，供词：「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二百人，人才极感缺乏。」 1932年「一•二八」后，中共扩求党员，上海得三千；至1933年5月，脱离者两千以上。 1933～1934年，中共策源地上海的党员不过485人，其中暗向国府「转变」并领受任务183人。「1934年时北平我地下党的组织已几乎全遭受破坏。当时北平尚有几个党员，但是没有党的组织。1935年初，党组织才开始恢复起来。……党员全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 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只有九名党员，加上团员也仅约20人。 陝北中共事后从一张报纸上意外得知平津爆发大规模学运，1936年初急派刘少奇前往主持北方局：「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 1936年春，经冯雪峰与潘汉年审定的上海党员约二百馀，中共组织部承认的骨干只有47人。 中共瘦成皮包骨。1944年5月21日，毛在六届七中全会上：
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4．5万人）……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陝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 陝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1909～2004）：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只有五六千人，加上陝北红军及地方武装，「尚不足三万人」。 黄克诚：「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红五、红九军团仍在张国焘的左路军中。」
有确切资料：抗战之初八路军仅3．2万人， 江南新四军（南方八省游击队合编）1.03万馀人， 东北抗联一万人， 总共五万馀人。在国统区，中共力量更是微如星火。

四、延安时期，中共拿了国府多少钱？西安事变后，中共得到国府资助。1937年2月6日，范长江与博古、罗瑞卿同车自西安往肤施（延安），车上「最重要的是从紫金山那里运来的几十万法币」。 舒湮《边区实录》记载1937年初：「自从统一战线完成后，中央对第八路军有饷额补助每月五十万元。」 中共也承认：八路军每月得到国府50万元军饷及衣物药品等军需补充。 1938年3月24日，毛对记者说：国府每月拨给八路军几（五）十万元经费。 1940年6月初，朱德向陈嘉庚介绍：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军队三万人编制，每月拨饷68万元，步枪子弹800万粒，中共则实行三民主义。 1937年12月3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1884～1971）日记：「中央（按：国府）发给八路军饷械比其他部队为优先，所以未能全部解决，大概中央亦很困难之故。」 1937年10月21日，叶挺首次领取新四军开办费五万元；此后每月至少6．5万。 1992年中共《中共党史研究》：「由国民政府供给军饷、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按规定每月应发给军饷73万元（八路军60万元、新四军13万元）。军需物资按红军改编时的编制5．2万余人配发。」
《扫荡报》记者访延：每月在中央取得60万元津贴，又把边区发行的纸币在中央银行换了若干万法币，中央为了解救陝北人民的危机，也自动地放了近百万元的急赈，这样才把红军救活，才把共产党人救活，才把边区50万奄奄待毙的人民救活！
有资料说1937年晋军一个团的经费为2.3万元／月。
1939年6月，江文汉（1908～1984）率基督教访问团入延：「中央政府对边区政府似乎已经给予事实上的承认。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这一问题：民族救济委员会已给他们十万元的拨款。交通部一个月给他们十万元用于筑路。经济部在土地开垦的项目 中也给他们以帮助。」
1938年，武汉「八办」除了向延安运送军需物资，还运送大批粮食（300吨大米、40吨麵粉）、办公用品、毛巾袜子、文娱用品、钢材生铁、硫磺原料等，甚至纺织机床、皮革厂造纸厂毛毯厂所需机械设备，延安成立「工业机械局」。

五、延安时期中共的政治面貌？拿到国府的钱，毛泽东在延安群众大会上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中共打出完全拥护蒋委员长的旗帜。毛会客室悬挂孙蒋列斯四像，孙蒋居中，列斯在侧。 各赤区高悬青天白日旗。 1944年5月29日，陈赓在延安撰写整风自传：「我军仍屹立太岳山巅，二十余县仍飘扬着祖国国旗，实行三民主义，真正民主。」 延安各校最时兴歌曲都强调国共合作：「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分裂，中国就灭亡」；「同志们，请记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1940年，彭德怀报告：
华北战争不是孤立的，有全国抗战的配合，特别是有全国二百几十万友军的配合，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专对华北。 抗大课程开设「三民主义」；毛对来访宾客强调：抗战胜利后的任务是实现三民主义，中共不想把苏维埃照搬到中国，实现新的社会制度可以通过议会票决方式，允许宗教自由。 1945年延安歌曲：「看／在自由幸福的陝甘宁／人人都团结得像兄弟／在边区政府的施政下／实行了真正的三民主义。」 中共减缓各种极端化政策，文化上向传统示归，得到寰内部分士林认同，这一认同乃是中共日后胜利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1938年初，蒋介石发觉八路军不听号令，首先想到的就是取消八路军的40万元津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府才最后断饷。

六、国民党养虎成患的后果是什么？中共胃口也一点点在延安扩大。1937年6月，国共议定八路军三个师六旅12个团4．5万人。 1942～43年，林彪只向国府要求四个军12个师的编制；1944年，林伯渠已在要求六个军18个师。1944年3月，陈毅对美国外交官说新四军有30万正规军，能迅速扩至40万。其他中共领导人：「给我们一年时间，我们将能够佔领满洲边境到海南岛的整个华东。」 1944年11月，国民党军队200万，中共军队63万； 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中共党员121万， 军队91万、民兵220万， 19块根据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 中共《抗大史》：「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有4．6万余人。到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 新四军「由统一改编时10300余人发展到31万馀人。」
总之，抗战结束时，中共已具对抗实力，敢于向国府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参与对中国未来的安排。1946年内战爆发，中共立即发动土改，「以便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无偿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财产，既调动穷棒子去「打老将」，也为解决战争所需财政。
斗了地主老财，接着就给老百姓开仓放粮，分田分地分骡子分马，老百姓跳着脚喊「共产党万岁！」 每次国共合作，都是孵大中共，都是共产党赢利，尤其第二次国民党吃了大亏，因此中共放出第三次合作的气球，当然遭到国民党上下一致的严拒。就是从一家人情来说，每次合作都吃亏，人家还有信心与你谈判么？还会相信你的诚意么？因此1949年蒋介石定下国策——「永不与中共谈判」，江河有源，万事有来历，这就是1980年代国民党坚守「三不方针」的历史原因。——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血的教训如此沉重，后果如此严重，加上中共夺国后祸国连连，整出反右、饿死四千万人以上的大饥荒、文革（此时还没「六•四」），无论从哪一角度，台湾国民党似乎都不可能与北京，一些有关第三次国共合作秘密谈判，那也是1987年的事，所谓对北京中共的「新三不政策」——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有资料说1988年1月13日，小蒋去世，秘密进行的接触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