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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党史真相》第十二集:江西、延安的肃反运动为何热衷抓特务和自相残杀?


1、中共早期肃反很残酷,自己人杀自己人,杀的比国民党还多,能否先介绍一个大概?
作为造反集团,外有强敌,内有叛徒,加上必有奸细,革命党内势必互生猜疑,相互杀起来。眼面前就有一典型例子,我出来后,发现海外民运圈也在到处「抓特务」。顺便说一下,我在里面时,最痛心的就是海外民运的分裂。虽然人心难测、团结不易,但如此相互攻讦,亲痛仇快,实在不該。因此,我很佩服孙中山当前的整合能力,搞政治的人,一定能讲“平和”,得能容人,搞“清一色”只能是书斋里的书生。现实中,不考虑种种现实掣肘,当然只能碰壁。
江西苏区的中共,有一口号“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肃反的理论依据。因为,誰都可以指责对方是不纯洁的布尔什维克。
1932年5月~1934年7月,湘鄂西蘇區及紅三軍先後四次大肅反,連續殺了幾個月,有的連隊連殺十幾個連長,一次肅反就殺了萬餘人,洪湖縣區級幹部都殺光了。紅三軍從兩萬人削弱至三千餘人,蘇區各獨立團、赤衛隊亦損失殆盡。逮捕幹部時,夏曦下條子給關向應,賀龍都沒有資格看。白天捉人,夜裡殺人。甚至兩度企圖對賀龍下手,全軍最後只剩下夏曦、關向應、賀龍、盧冬生四名黨員。直到1950年代,洪湖仍挖出一坑坑的白骨。紅六軍團的肅反也很邪乎,王震、張平化都上了黑名單。王震因九渡沖一仗打得好,才從黑名單上解除。
主持人夏曦(1901~1936),益阳桃花江镇人(今属桃江县),湖南早期青年团员,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夏曦和郭亮同时入党;毛泽东同学,和毛一起搞湖南农运。参加南昌暴动,赴苏入东方大学,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回国,江苏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1月派到洪湖苏区(湘鄂西)接替邓中夏,兼任红二军团政委,成立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贺龙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乡溪(现属德江县)召开会议,总结「肃反扩大化」惨痛教训,夏曦认错。11月,任弼时、贺龙、王震、关向应、肖克等在永顺召开会议,撤销夏曦全部领导职务。
1936-2-28,长征在毕节涉水过河,卷入漩涡溺毙。据说人们都恨他,见他下水,无人伸援。
1930~35年間,各蘇區所殺「自己人」總數近十萬。「短短幾年間,處決了七萬多『AB團』、二萬多『改組派』、6200多『社會民主黨』,這還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 李銳:「從1985年開始,十多年中我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時,曾統計過十年內戰期間各蘇區的肅反,從打AB團起,共殺了十萬人。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數字。(按:紅軍最多時才30萬人)」 中共一直攻擊國民黨清共「寧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但蘇區「肅反」喊出「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
1945年春中共「七大」,一位代表:「內戰時期,老根據地的人口減少了近20%。人哪裡去了,戰爭犧牲是主要的,但我們自己也殺了不少好同志。共產黨殺的甚至比國民黨殺的還要多。許多好幹部都是自己殺的呀。我們對鄧發(按:國家政治保衛局長)的肅反政策很憤怒!」

2、叶剑英老婆危拱之的故事

葉劍英之妻危拱之,大革命時期留蘇生、紅一方面軍長征30女傑之一,時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但河南整個黨組織被打成「紅旗黨」,她的黨員身分都遭到懷疑,徹底絕望,「坦白動員會」後勒脖自殺,被救後精神失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嚷嚷要脫黨,經常跑到男宿舍與男友睡在一起:「我命不要了,黨籍不要了,還怕什麼?我願怎樣就怎樣!」
葉劍英之妻危拱之,大革命時期留蘇生、紅一方面軍長征30女傑之一,時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但河南整個黨組織被打成「紅旗黨」,她的黨員身分都遭到懷疑,徹底絕望,「坦白動員會」後勒脖自殺,被救後精神失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嚷嚷要脫黨,經常跑到男宿舍與男友睡在一起:「我命不要了,黨籍不要了,還怕什麼?我願怎樣就怎樣!」
曾志,1926年15歲入黨,湘南暴動老紅軍,參加黃洋界保衛戰,賀子珍好友,與毛澤東相當熟悉。只因一段白區工作經歷,小組裡交代了五六天,不時敲頭揪發踢腿,逼她承認是特務。
他們則對我的報告進行研究分析,提出疑點和問題。一星期後,轉入小組內的面對面責問,人問我答,許多事情都要反復詢問……大約又是一個星期,他們沒有從我身上「突破」什麼,於是認定我屬於頑固不化分子。小組便集中火力對我實行逼供,仍無進展,又擴大為全支部都來逼供,還是車輪戰,白天黑夜不讓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兩三點,有時則要通宵……全支部對我的車輪戰沒有取得他們希望的東西,又請了其他支部的精兵強將來助戰,結果仍是一無所獲。對我的車輪戰整整進行了兩個星期。
其夫陶鑄在南京國民黨獄中表現堅強,也遭搶救,打成叛徒,氣得暴跳如雷直罵娘。 曾志、陶鑄尚且如此待遇。陶鑄在文革中被整死,曾志也吃盡苦頭,但她至死忠毛。

3、胡绩伟堂姐及其他人的肃反故事
胡績偉堂姐胡德輝(即胡一哉),1938年2月成都入黨,1943年初,奉命與一批同志赴延,滿以為「回到母親懷抱」,可一到集體失去自由。組織上第一句問話:「胡德輝,你交待自己同國民黨特務的關係!」。她成了小組裡被疑對象的「重點人物」——
因為我沒有交待出什麼問題,更激起領導和積極分子的憤怒,幾乎要動武了!站在一群人的包圍之中,你抓我掐的,大罵我「耍死狗」……被重點突擊的時候是不讓吃飯的。我餓得頭昏眼花,實在熬不住了,真想胡編亂造地去坦白,蒙混過關。……我靈機一動,就把我同曾擴情(按:威遠同鄉,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特派員、少將)的關係交代了。……不一會,送來一碗雞蛋煮麵條:「餓了吧,快吃點暖暖身子。」我狼吞虎嚥起來,顧不上什麼面子了!
據蕭軍日記,周立波被周揚吊審七天七夜。延安保安處逼犯人喝尿,「魯迅在延安也禁不起整風」。 貝利亞口頭禪:「只要把他(按:嫌犯)交給我一個晚上,我會叫他供認他是英國的國王。」
1943年7月20日蕭軍日記:
這招待所(按:中組部招待所)幾乎成了個「內奸」世界,這裡住了150~200人,大約百分之七十是特務或有政治問題。
大革命時期入黨的女黨員宋維靜(1910~2002),參加廣州暴動,亦遭搶救,「有人拉著她的頭髮在地上拖來拖去,把她一個人關在崗樓那樣沒有窗子的四面木頭房,只能容一張小床,時間長達四個月之久。」
昨天還是戰友,今天已成敵特。推推搡搡是輕的,一周不讓睡覺的車輪大戰也還算文明,吐痰於臉、繩拴兩指吊起來那才叫懷羞終身、留憶深刻。

4、「特务如麻」怎么一回事?
1943年8月8日,「搶救」進入高潮,毛澤東在中央黨校說特務如麻:行政學院除一人以外,教職員全是特務,學生過半數也是特務;軍委三局通訊學校一共200多人,挖出170個「特務」;中央黨校已經挖出250個特務,但估計不止此數,恐怕得有350人。除了康生、彭真、李克農這些搶救運動積極分子,劉少奇分管的民委(尤其中央婦委),大部分幹部被打特務,包括凱豐、鄧潔之妻。1943年10月,毛澤東在高層會議上說邊區已抓特務七千,但恐怕有一萬,各根據地合計有十萬特務大兵。 任弼時也曾宣佈延安有特務三千。
1943年底,「特務」實在太多,各機構無法正常運轉。王诤领导的电讯部门,挖出千余特务,延安與各根據地、各省的聯繫不通了。 邊區四萬餘幹部學生肅出「特務」 1.5萬餘人。 綏德師範開了九天控訴大會,挖出230名「特務」,占全校人數73%,都是十幾歲的孩子。 後來還擴大到小學生,最小的據說只有六歲。 1944年初,綏德縣向延安推薦「坦白運動先進典型報告團」,團內一位十二三歲小女生,坦白受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遣,專搞引誘腐蝕幹部的「美人計」。
邊區行政學院成為令人生畏的准監獄,入住「學員」最多時達三千餘人。「學員的食宿都非常差,生病不能參加勞動就開會鬥爭,直鬥到生命垂危,送到醫院才算了事。有孩子的母親被審查後,孩子餓得直哭,也不讓給孩子餵奶,病了不讓送孩子去醫院,有些就這樣活活地餓死、病死……」該院滇籍教師左啟先,因經常收到國統區匯款,成了「特嫌」,整得死去活來,最後神經出軌,一絲不掛跑出屋。邊區建設廳工程師趙一峰,整瘋後常常跑進廁所掏吃大糞。1944年甄別平反,仍有百余「犯人」羈押保安處。中共黨史專家:「這些人絕大多數是被冤枉的。」 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這批「犯人」轉押至黃河邊,成為累贅,經康生批准,秘密處死,王實味就在此時遇難。一同處決的還有四位投奔中共的白俄。湖南岳陽老地下黨員楊樂如,不但送學生赴延,自己也來了,當特務抓起來,亦於此時被康生處死。 這批冤案1980年代才陸續平反。
延安肅反邏輯與文革完全一樣:一、沾包式。向外國教師學過外語即「義大利特務」;二、懷疑式。女青年愛打扮,「長得那麼漂亮,她不當特務誰當特務?」(康生語)三、推導式。戀人們用方言交流,「你說自己沒問題,但為什麼總用廣東話同你愛人說悄悄話?」四、捕風式。知青散步聊天,談談雲彩月亮,便是成立反革命組織「月亮社」、「烏雲社」、「太陽社」。 嫁了高幹的女青年,更是重點懷疑對象,國民黨的「美人計」,利用姿色表現進步,嫁給高幹是為了竊取情報。 1940年3月赴延的老同盟會員之子彭爾寧,壁報上畫了一朵彩色向日葵,康生咬定是「心向日本帝國主義」。彭爾寧來自淪陷區與閻錫山二戰區,指為雙料特務——日特兼國特。 思維狹窄、難容異見、疑神疑鬼、群起哄鬧、褫奪辯護權…… 「文革」青萍之末都能從延安整風處找到最初的對應。
一位陝北老粗幹部,沒上過學也沒出過延安,更沒見過火車,硬指一位關內女知青是特務:「這個女的說自己是窮苦農民家孩子,怎麼還有錢坐火車到西安?」抗聯出身的留蘇女生黎俠一聽火了:「這算什麼狗屁根據?我家窮,我還是坐飛機從蘇聯回來的呢。」兩人互拍桌子對罵,老粗氣急敗壞:「告訴你黎俠,你要不是從蘇聯回來的,我早把你整成特務了。我跟你打賭,那個女青年要不是特務,你把我卵子割下來!」這位女知青被繩拴腳趾倒吊房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淋,餓了只給鹹菜,渴了不給水。那位老粗說:「餓了好忍,渴了不好忍。」女青年挺不住,只得承認「特務」,接著被逼檢舉「同黨」,終至發瘋。後該案平反,接到通知,黎俠跑到食堂抄起大菜刀,闖進老粗窯洞:「媽拉個巴子,當初你打賭說那女的要不是特務,你就讓我割你的卵子嘛!」老粗連聲告饒,竄出門滿山豕突狂逃,黎俠追不上,一屁股跌坐山坡放聲痛哭。

5、延安「抢救运动」怎么结束的?
各根據地來延安的「七大」代表也半數「有問題」,二十多位受審查。老地下黨員易季光遭皮帶抽打,血跡遍體,胳膊被咬去一塊肉。一次吊起四肢各一趾,「高高懸在窯洞的梁上再用皮帶抽,真是慘不忍睹。」 1944年初,任弼時問毛澤東:「七大」還開不開?難道和特務一起開黨代會?這才將黨代表中的「搶救」停下來。 中共11~12屆政治局候委、副總理陳慕華,1938年赴延,因陳誠侄女遭「搶救」,周恩來幹預後才作罷。
1943年春接任抗大校長的徐向前:「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臺上站立,讓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搞出特務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幹部總數的57.2%。幹部隊伍共有496人,特務和嫌疑分子竟有373人,占75%以上。真是駭人聽聞!」
韋君宜:
我們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進去了。四川省委書記鄒風平被迫自殺。魯藝有一位藝術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偽黨」還有個「河南偽黨」。除到處開會鬥爭和關押人外,還公然辦了一個報紙,叫《實話報》,上面專門登載這一些謊話。有一個和我同路來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諾,被公佈在這張報上,簡直把她說成了特務兼妓女。……好幾對夫妻,都因為這次運動而離異。他們都是青年時代在革命隊伍裏相戀的好伴侶,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一方「聽黨的話」,相信對方是特務,而且一口咬定對方是特務,自然就把對方的心給傷害了。由此造成的傷痕,比對方移情他人還難彌合。
一對新婚夫婦,丈夫彙報工作半夜回來,妻子燈下等他,丈夫不但不理會濃濃愛意,反而懷疑妻子有問題,硬揪住她到李克農處交代,弄得李克農啼笑皆非。
1943年4~5月間,蘇北華中局、新四軍部布置「搶救」運動。七師政委曾希圣之妻被指特務,人證、供詞均備。三師師長兼政委黃克誠不信,找到那個指控曾妻為特務的女干部詳詢。這位女干部與曾妻在上海是同學,先滔滔不絕、繪聲繪色說了一大通如何加入特務組織、參加哪些特務活動,黃克誠問她是不是真話,回答「千真萬確」。黃克誠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要她向組織說實話,否則害己又害人,她突然放聲大哭,控訴最初她講實話,「組織」不信,對她進行「搶救」,大會小會斗爭、逼供,整得她實在沒辦法,只好問什么供什么,還得說得有鼻子有眼,于是受到表揚、優待,她便索性胡編亂供起來。

6、能否深入评议一下这一红色肃反?
最惡劣的紅色恐怖是必須通過揭發別人才能證明自己「紅色」,憑藉這一「紅色邏輯」,人性惡的一面得以正大光明出行。「搶救」親歷者胡績偉:「抓不到這個數額,單位負責人就是『右傾』,就是包庇敵人,甚至本人也成了特務。有些人為了保全自己,也就不顧一切地大搞逼供信,形成處處有特務的局面。各單位負責人紛紛向上報『成績』,以誣陷同志來向上邀功受賞。」 有時,屋裏正在「搶救」審訊,窗外走過一位專案組成員,被整肅者努努嘴,那人立即停職交代,淪為「專政對象」。 1950~70年代,一句「他在延安坐過牢的」,會成為政敵的一發槍彈。
一個似乎崇高的名頭——「以革命的名義」,成為掩蓋一切暴力的大紅袍。紅色恐怖使各地赤區空氣肅殺,但人性中的自私本性又不可能完全泯滅。李南央深刻評母:「我媽對自己的鍾愛是絕對的。大概最愛自己的人,在共產黨內才最自我標榜為最革命的。這倒是為什麼她會喜歡江青的可理解之處。」 紅色恐怖逼迫自私本性轉化為強烈標榜革命,以此擺脫遭整肅的厄運。更可怕的是:由於政治陷害十分方便,卑劣者施展「才華」的空間大大增擴。這些卑劣者根本不信奉馬列,但並不妨礙他們運用馬列主義達到種種個人目的。1950年,李銳已認識到:「搞『左』的人,往往動機不純。」
延安的恐怖邏輯是「從思想上發現敵人」。後寫出影片劇本《八女投江》、《趙一曼》的顏一煙(1912~1997),其父偽滿駐日大使,當然被「搶救」,她交出金鐲等金銀,何其芳仍說「交出金子不如交出心」。 整風後期「申冤會」,東北作家羅烽(1909~1991)激動控訴周揚對他的陷害,其妻白朗(1912~1994)在《解放日報》被宣佈與日本人睡覺,一家全是「特務」,弄得她很慘。蕭軍記錄:
歷經文革,延安一代有人領悟:「整個說來,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延安整風審幹運動的翻版。」 無事生非、自找煩惱的疑敵症,伴隨中共一路走至文革,成為「繼續革命」的重大理由——瞧,敵人就坐在我們身邊呢!搶救運動創立的「工作方法」也得到全套繼承。大會轟、個別逼、車輪戰、逼供信、軟硬兼施、威脅利誘,文革全搬全抄。吳國楨一針見血:「共產黨卻相信並公開提倡: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通過有計劃的恐怖主義,共產黨使人民害怕他們勝過害怕其他一切。」
中共至今維護胡喬木的定調:「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 李普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保持知識分子的原汁原味,全靠沒去延安,而是重慶幹部。只有歷經延安整風「洗禮」與搶救運動「磨練」,才知道黨內整肅的厲害,才會夾起尾巴做人。
半個世紀後,國人才意識到:不講人性、沒有人情的政治必定是短命的。延安邏輯要求剿私滅欲,嚴重扭擰正常人性,成為1950年代以後諸多社會惡弊源頭之一。延安邏輯,當然來自國際共運基礎理論的悖謬。
我們並不缺少前人告誡:
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三國志·魏書·和洽傳》)
1944年5月21日,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上:
我們在抗戰初期只是一個很小的黨(不超過四萬有組織的黨員)和一個很小的軍隊(只有4.5萬人)……當1935年冬季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到陝北時,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
陝籍赤幹、時任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1909~2004):中央紅軍北上先遣隊只有五六千人,加上陝北紅軍及地方武裝,「尚不足三萬人」。 黃克誠:「到達陜北時,中央紅軍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紅五、紅九軍團仍在張國燾的左路軍中。」
另有資料:抗戰之初八路軍僅3.2萬人, 江南新四軍(南方八省遊擊隊合編)1.03萬餘人, 東北抗聯一萬人, 總共五萬餘人。在國統區,中共力量更是微如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