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党史真相》第十二集：江西、延安的肃反运动为何热衷抓特务和自相残杀？

1、中共早期肃反很残酷，自己人杀自己人，杀的比国民党还多，能否先介绍一个大概？
作为造反集团，外有强敌，内有叛徒，加上必有奸细，革命党内势必互生猜疑，相互杀起来。眼面前就有一典型例子，我出来后，发现海外民运圈也在到处「抓特务」。顺便说一下，我在里面时，最痛心的就是海外民运的分裂。虽然人心难测、团结不易，但如此相互攻讦，亲痛仇快，实在不該。因此，我很佩服孙中山当前的整合能力，搞政治的人，一定能讲“平和”，得能容人，搞“清一色”只能是书斋里的书生。现实中，不考虑种种现实掣肘，当然只能碰壁。
江西苏区的中共，有一口号“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肃反的理论依据。因为，誰都可以指责对方是不纯洁的布尔什维克。
1932年5月～1934年7月，湘鄂西蘇區及紅三軍先後四次大肅反，連續殺了幾個月，有的連隊連殺十幾個連長，一次肅反就殺了萬餘人，洪湖縣區級幹部都殺光了。紅三軍從兩萬人削弱至三千餘人，蘇區各獨立團、赤衛隊亦損失殆盡。逮捕幹部時，夏曦下條子給關向應，賀龍都沒有資格看。白天捉人，夜裡殺人。甚至兩度企圖對賀龍下手，全軍最後只剩下夏曦、關向應、賀龍、盧冬生四名黨員。直到1950年代，洪湖仍挖出一坑坑的白骨。紅六軍團的肅反也很邪乎，王震、張平化都上了黑名單。王震因九渡沖一仗打得好，才從黑名單上解除。
主持人夏曦（1901～1936），益阳桃花江镇人（今属桃江县），湖南早期青年团员，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夏曦和郭亮同时入党；毛泽东同学，和毛一起搞湖南农运。参加南昌暴动，赴苏入东方大学，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回国，江苏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1月派到洪湖苏区（湘鄂西）接替邓中夏，兼任红二军团政委，成立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贺龙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乡溪（现属德江县）召开会议，总结「肃反扩大化」惨痛教训，夏曦认错。11月，任弼时、贺龙、王震、关向应、肖克等在永顺召开会议，撤销夏曦全部领导职务。
1936-2-28，长征在毕节涉水过河，卷入漩涡溺毙。据说人们都恨他，见他下水，无人伸援。
1930～35年間，各蘇區所殺「自己人」總數近十萬。「短短幾年間，處決了七萬多『AB團』、二萬多『改組派』、6200多『社會民主黨』，這還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 李銳：「從1985年開始，十多年中我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時，曾統計過十年內戰期間各蘇區的肅反，從打AB團起，共殺了十萬人。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數字。（按：紅軍最多時才30萬人）」 中共一直攻擊國民黨清共「寧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但蘇區「肅反」喊出「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
1945年春中共「七大」，一位代表：「內戰時期，老根據地的人口減少了近20%。人哪裡去了，戰爭犧牲是主要的，但我們自己也殺了不少好同志。共產黨殺的甚至比國民黨殺的還要多。許多好幹部都是自己殺的呀。我們對鄧發（按：國家政治保衛局長）的肅反政策很憤怒！」

2、叶剑英老婆危拱之的故事

葉劍英之妻危拱之，大革命時期留蘇生、紅一方面軍長征30女傑之一，時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但河南整個黨組織被打成「紅旗黨」，她的黨員身分都遭到懷疑，徹底絕望，「坦白動員會」後勒脖自殺，被救後精神失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嚷嚷要脫黨，經常跑到男宿舍與男友睡在一起：「我命不要了，黨籍不要了，還怕什麼？我願怎樣就怎樣！」
葉劍英之妻危拱之，大革命時期留蘇生、紅一方面軍長征30女傑之一，時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但河南整個黨組織被打成「紅旗黨」，她的黨員身分都遭到懷疑，徹底絕望，「坦白動員會」後勒脖自殺，被救後精神失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嚷嚷要脫黨，經常跑到男宿舍與男友睡在一起：「我命不要了，黨籍不要了，還怕什麼？我願怎樣就怎樣！」
曾志，1926年15歲入黨，湘南暴動老紅軍，參加黃洋界保衛戰，賀子珍好友，與毛澤東相當熟悉。只因一段白區工作經歷，小組裡交代了五六天，不時敲頭揪發踢腿，逼她承認是特務。
他們則對我的報告進行研究分析，提出疑點和問題。一星期後，轉入小組內的面對面責問，人問我答，許多事情都要反復詢問……大約又是一個星期，他們沒有從我身上「突破」什麼，於是認定我屬於頑固不化分子。小組便集中火力對我實行逼供，仍無進展，又擴大為全支部都來逼供，還是車輪戰，白天黑夜不讓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兩三點，有時則要通宵……全支部對我的車輪戰沒有取得他們希望的東西，又請了其他支部的精兵強將來助戰，結果仍是一無所獲。對我的車輪戰整整進行了兩個星期。
其夫陶鑄在南京國民黨獄中表現堅強，也遭搶救，打成叛徒，氣得暴跳如雷直罵娘。 曾志、陶鑄尚且如此待遇。陶鑄在文革中被整死，曾志也吃盡苦頭，但她至死忠毛。

3、胡绩伟堂姐及其他人的肃反故事
胡績偉堂姐胡德輝（即胡一哉），1938年2月成都入黨，1943年初，奉命與一批同志赴延，滿以為「回到母親懷抱」，可一到集體失去自由。組織上第一句問話：「胡德輝，你交待自己同國民黨特務的關係！」。她成了小組裡被疑對象的「重點人物」——
因為我沒有交待出什麼問題，更激起領導和積極分子的憤怒，幾乎要動武了！站在一群人的包圍之中，你抓我掐的，大罵我「耍死狗」……被重點突擊的時候是不讓吃飯的。我餓得頭昏眼花，實在熬不住了，真想胡編亂造地去坦白，蒙混過關。……我靈機一動，就把我同曾擴情（按：威遠同鄉，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特派員、少將）的關係交代了。……不一會，送來一碗雞蛋煮麵條：「餓了吧，快吃點暖暖身子。」我狼吞虎嚥起來，顧不上什麼面子了！
據蕭軍日記，周立波被周揚吊審七天七夜。延安保安處逼犯人喝尿，「魯迅在延安也禁不起整風」。 貝利亞口頭禪：「只要把他（按：嫌犯）交給我一個晚上，我會叫他供認他是英國的國王。」
1943年7月20日蕭軍日記：
這招待所（按：中組部招待所）幾乎成了個「內奸」世界，這裡住了150～200人，大約百分之七十是特務或有政治問題。
大革命時期入黨的女黨員宋維靜（1910～2002），參加廣州暴動，亦遭搶救，「有人拉著她的頭髮在地上拖來拖去，把她一個人關在崗樓那樣沒有窗子的四面木頭房，只能容一張小床，時間長達四個月之久。」
昨天還是戰友，今天已成敵特。推推搡搡是輕的，一周不讓睡覺的車輪大戰也還算文明，吐痰於臉、繩拴兩指吊起來那才叫懷羞終身、留憶深刻。

4、「特务如麻」怎么一回事？
1943年8月8日，「搶救」進入高潮，毛澤東在中央黨校說特務如麻：行政學院除一人以外，教職員全是特務，學生過半數也是特務；軍委三局通訊學校一共200多人，挖出170個「特務」；中央黨校已經挖出250個特務，但估計不止此數，恐怕得有350人。除了康生、彭真、李克農這些搶救運動積極分子，劉少奇分管的民委（尤其中央婦委），大部分幹部被打特務，包括凱豐、鄧潔之妻。1943年10月，毛澤東在高層會議上說邊區已抓特務七千，但恐怕有一萬，各根據地合計有十萬特務大兵。 任弼時也曾宣佈延安有特務三千。
1943年底，「特務」實在太多，各機構無法正常運轉。王诤领导的电讯部门，挖出千余特务，延安與各根據地、各省的聯繫不通了。 邊區四萬餘幹部學生肅出「特務」 1．5萬餘人。 綏德師範開了九天控訴大會，挖出230名「特務」，占全校人數73%，都是十幾歲的孩子。 後來還擴大到小學生，最小的據說只有六歲。 1944年初，綏德縣向延安推薦「坦白運動先進典型報告團」，團內一位十二三歲小女生，坦白受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遣，專搞引誘腐蝕幹部的「美人計」。
邊區行政學院成為令人生畏的准監獄，入住「學員」最多時達三千餘人。「學員的食宿都非常差，生病不能參加勞動就開會鬥爭，直鬥到生命垂危，送到醫院才算了事。有孩子的母親被審查後，孩子餓得直哭，也不讓給孩子餵奶，病了不讓送孩子去醫院，有些就這樣活活地餓死、病死……」該院滇籍教師左啟先，因經常收到國統區匯款，成了「特嫌」，整得死去活來，最後神經出軌，一絲不掛跑出屋。邊區建設廳工程師趙一峰，整瘋後常常跑進廁所掏吃大糞。1944年甄別平反，仍有百余「犯人」羈押保安處。中共黨史專家：「這些人絕大多數是被冤枉的。」 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這批「犯人」轉押至黃河邊，成為累贅，經康生批准，秘密處死，王實味就在此時遇難。一同處決的還有四位投奔中共的白俄。湖南岳陽老地下黨員楊樂如，不但送學生赴延，自己也來了，當特務抓起來，亦於此時被康生處死。 這批冤案1980年代才陸續平反。
延安肅反邏輯與文革完全一樣：一、沾包式。向外國教師學過外語即「義大利特務」；二、懷疑式。女青年愛打扮，「長得那麼漂亮，她不當特務誰當特務？」（康生語）三、推導式。戀人們用方言交流，「你說自己沒問題，但為什麼總用廣東話同你愛人說悄悄話？」四、捕風式。知青散步聊天，談談雲彩月亮，便是成立反革命組織「月亮社」、「烏雲社」、「太陽社」。 嫁了高幹的女青年，更是重點懷疑對象，國民黨的「美人計」，利用姿色表現進步，嫁給高幹是為了竊取情報。 1940年3月赴延的老同盟會員之子彭爾寧，壁報上畫了一朵彩色向日葵，康生咬定是「心向日本帝國主義」。彭爾寧來自淪陷區與閻錫山二戰區，指為雙料特務——日特兼國特。 思維狹窄、難容異見、疑神疑鬼、群起哄鬧、褫奪辯護權…… 「文革」青萍之末都能從延安整風處找到最初的對應。
一位陝北老粗幹部，沒上過學也沒出過延安，更沒見過火車，硬指一位關內女知青是特務：「這個女的說自己是窮苦農民家孩子，怎麼還有錢坐火車到西安？」抗聯出身的留蘇女生黎俠一聽火了：「這算什麼狗屁根據？我家窮，我還是坐飛機從蘇聯回來的呢。」兩人互拍桌子對罵，老粗氣急敗壞：「告訴你黎俠，你要不是從蘇聯回來的，我早把你整成特務了。我跟你打賭，那個女青年要不是特務，你把我卵子割下來！」這位女知青被繩拴腳趾倒吊房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淋，餓了只給鹹菜，渴了不給水。那位老粗說：「餓了好忍，渴了不好忍。」女青年挺不住，只得承認「特務」，接著被逼檢舉「同黨」，終至發瘋。後該案平反，接到通知，黎俠跑到食堂抄起大菜刀，闖進老粗窯洞：「媽拉個巴子，當初你打賭說那女的要不是特務，你就讓我割你的卵子嘛！」老粗連聲告饒，竄出門滿山豕突狂逃，黎俠追不上，一屁股跌坐山坡放聲痛哭。

5、延安「抢救运动」怎么结束的？
各根據地來延安的「七大」代表也半數「有問題」，二十多位受審查。老地下黨員易季光遭皮帶抽打，血跡遍體，胳膊被咬去一塊肉。一次吊起四肢各一趾，「高高懸在窯洞的梁上再用皮帶抽，真是慘不忍睹。」 1944年初，任弼時問毛澤東：「七大」還開不開？難道和特務一起開黨代會？這才將黨代表中的「搶救」停下來。 中共11～12屆政治局候委、副總理陳慕華，1938年赴延，因陳誠侄女遭「搶救」，周恩來幹預後才作罷。
1943年春接任抗大校長的徐向前：「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臺上站立，讓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搞出特務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幹部總數的57.2%。幹部隊伍共有496人，特務和嫌疑分子竟有373人，占75%以上。真是駭人聽聞！」
韋君宜：
我們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進去了。四川省委書記鄒風平被迫自殺。魯藝有一位藝術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偽黨」還有個「河南偽黨」。除到處開會鬥爭和關押人外，還公然辦了一個報紙，叫《實話報》，上面專門登載這一些謊話。有一個和我同路來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諾，被公佈在這張報上，簡直把她說成了特務兼妓女。……好幾對夫妻，都因為這次運動而離異。他們都是青年時代在革命隊伍裏相戀的好伴侶，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一方「聽黨的話」，相信對方是特務，而且一口咬定對方是特務，自然就把對方的心給傷害了。由此造成的傷痕，比對方移情他人還難彌合。
一對新婚夫婦，丈夫彙報工作半夜回來，妻子燈下等他，丈夫不但不理會濃濃愛意，反而懷疑妻子有問題，硬揪住她到李克農處交代，弄得李克農啼笑皆非。
1943年4～5月間，蘇北華中局、新四軍部布置「搶救」運動。七師政委曾希圣之妻被指特務，人證、供詞均備。三師師長兼政委黃克誠不信，找到那個指控曾妻為特務的女干部詳詢。這位女干部與曾妻在上海是同學，先滔滔不絕、繪聲繪色說了一大通如何加入特務組織、參加哪些特務活動，黃克誠問她是不是真話，回答「千真萬確」。黃克誠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要她向組織說實話，否則害己又害人，她突然放聲大哭，控訴最初她講實話，「組織」不信，對她進行「搶救」，大會小會斗爭、逼供，整得她實在沒辦法，只好問什么供什么，還得說得有鼻子有眼，于是受到表揚、優待，她便索性胡編亂供起來。

6、能否深入评议一下这一红色肃反？
最惡劣的紅色恐怖是必須通過揭發別人才能證明自己「紅色」，憑藉這一「紅色邏輯」，人性惡的一面得以正大光明出行。「搶救」親歷者胡績偉：「抓不到這個數額，單位負責人就是『右傾』，就是包庇敵人，甚至本人也成了特務。有些人為了保全自己，也就不顧一切地大搞逼供信，形成處處有特務的局面。各單位負責人紛紛向上報『成績』，以誣陷同志來向上邀功受賞。」 有時，屋裏正在「搶救」審訊，窗外走過一位專案組成員，被整肅者努努嘴，那人立即停職交代，淪為「專政對象」。 1950～70年代，一句「他在延安坐過牢的」，會成為政敵的一發槍彈。
一個似乎崇高的名頭——「以革命的名義」，成為掩蓋一切暴力的大紅袍。紅色恐怖使各地赤區空氣肅殺，但人性中的自私本性又不可能完全泯滅。李南央深刻評母：「我媽對自己的鍾愛是絕對的。大概最愛自己的人，在共產黨內才最自我標榜為最革命的。這倒是為什麼她會喜歡江青的可理解之處。」 紅色恐怖逼迫自私本性轉化為強烈標榜革命，以此擺脫遭整肅的厄運。更可怕的是：由於政治陷害十分方便，卑劣者施展「才華」的空間大大增擴。這些卑劣者根本不信奉馬列，但並不妨礙他們運用馬列主義達到種種個人目的。1950年，李銳已認識到：「搞『左』的人，往往動機不純。」
延安的恐怖邏輯是「從思想上發現敵人」。後寫出影片劇本《八女投江》、《趙一曼》的顏一煙（1912～1997），其父偽滿駐日大使，當然被「搶救」，她交出金鐲等金銀，何其芳仍說「交出金子不如交出心」。 整風後期「申冤會」，東北作家羅烽（1909～1991）激動控訴周揚對他的陷害，其妻白朗（1912～1994）在《解放日報》被宣佈與日本人睡覺，一家全是「特務」，弄得她很慘。蕭軍記錄：
歷經文革，延安一代有人領悟：「整個說來，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延安整風審幹運動的翻版。」 無事生非、自找煩惱的疑敵症，伴隨中共一路走至文革，成為「繼續革命」的重大理由——瞧，敵人就坐在我們身邊呢！搶救運動創立的「工作方法」也得到全套繼承。大會轟、個別逼、車輪戰、逼供信、軟硬兼施、威脅利誘，文革全搬全抄。吳國楨一針見血：「共產黨卻相信並公開提倡：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通過有計劃的恐怖主義，共產黨使人民害怕他們勝過害怕其他一切。」
中共至今維護胡喬木的定調：「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 李普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保持知識分子的原汁原味，全靠沒去延安，而是重慶幹部。只有歷經延安整風「洗禮」與搶救運動「磨練」，才知道黨內整肅的厲害，才會夾起尾巴做人。
半個世紀後，國人才意識到：不講人性、沒有人情的政治必定是短命的。延安邏輯要求剿私滅欲，嚴重扭擰正常人性，成為1950年代以後諸多社會惡弊源頭之一。延安邏輯，當然來自國際共運基礎理論的悖謬。
我們並不缺少前人告誡：
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三國志·魏書·和洽傳》）
1944年5月21日，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上：
我們在抗戰初期只是一個很小的黨（不超過四萬有組織的黨員）和一個很小的軍隊（只有4．5萬人）……當1935年冬季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到陝北時，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
陝籍赤幹、時任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1909～2004）：中央紅軍北上先遣隊只有五六千人，加上陝北紅軍及地方武裝，「尚不足三萬人」。 黃克誠：「到達陜北時，中央紅軍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紅五、紅九軍團仍在張國燾的左路軍中。」
另有資料：抗戰之初八路軍僅3．2萬人， 江南新四軍（南方八省遊擊隊合編）1.03萬餘人， 東北抗聯一萬人， 總共五萬餘人。在國統區，中共力量更是微如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