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党史真相》第十三集 中共南昌暴动不愿公开的史实


1、南昌暴动是中共武装单干的起始,但国人对这一事件并不陌生,为避免被中共指为歪曲史实,能否先请你列示一下资料来源,以便有兴趣的观众查对核实。
1927年「八一」南昌暴动,一直为中共高调渲染,南昌至今还有十分隆重的纪念馆与暴动领导人群凋。但这场中共建军的暴动,怎麽会失败?怎麽虎头蛇尾?后来呢?具体细节呢?中共党史一直语焉不详。本文根据李立三、张太雷当时呈递中共中央的报告,稍述其详。凡引号处,均出自中共中央四份文件:〈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张太雷的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发言)、〈张国焘的报告——1927年10月9日〉。 此外,再参考暴动亲历者张国焘、李逸民(中共少将、黄埔四期)的回忆录,以及台湾史家王健民(1904~1980)《中国共产党史稿》,湖北孝感人,上海大厦大学毕业,上海中国公学教授,先后任职国民党军委会、国民党专员、督导员,抗战后,上海师专教授、《新民晚报》主编。1950年底赴台湾,《自立晚报》总编、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2、南昌暴动的前期准备过程,听说对是否发动暴动争论很激烈。
南昌暴动发动前的酝酿阶段,中共党史之所以介绍甚简,还是因为政治原因,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要角后来都不便提起了。
1927年7月初,宁汉尚未合流,中共中央就在武汉共和裡里14号召集党员军事干部会议。瞿秋白作报告,宣佈汉口国民政府越来越靠不住,其辖下国民革命军也准备叛变,宁汉合流已成定局。瞿秋白要求中共控制的部队撤出汉口,沿长江流域东进,打到南京去,打败蒋介石的军队。瞿秋白乃当时中共最高领导,陈独秀之后第二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南昌暴动的第一发起人。
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奉命从武汉抵达九江。他们讨论后议定在南昌组织暴动。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找正在避暑的瞿秋白商议,瞿秋白完全赞同这一计画。他们召开紧急会议,李立三、邓中夏请瞿秋白代表九江同志提出暴动意见,并请中央速决、批准,并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与援助。过了两天,形势更紧,张发奎尚未到九江,但态度更右倾。李立三、邓中夏听说张发奎等也将在庐山开会,商议张发奎部(第二方面军)如何清党?如何解决第二方面军的中共党员问题。
21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贺龙、恽代英、彭湃等举行九江会议,决定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起暴动,因为第三国际命令不得脱离国民党,必须继承国民党「正统」,以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目的,反对宁汉政府及中央党部。同日,瞿秋白从庐山回汉。22日,周恩来至九江,传达武汉中央意见:「以形势既已如此,对在浔(九江简称)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遂积极准备暴动,并由邓中夏回武汉详细彙报暴动计画。其馀诸人27日齐集南昌,按中共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
7月23日,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1897~1935)抵达汉口,多次与瞿秋白、张国焘讨论南昌暴动。7月26日十六时,汉口一所住宅秘密举行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出席者:中常委张国焘、瞿秋白,中委李维汉、张太雷及罗明纳兹与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将军(即布留赫尔)与范克,另有两名翻译。加仑首先发言,说他今天已会见张发奎,张同意所率三个军(四军、十一军、二十军)不再东进,集结于南浔线,逐渐移粤。罗明纳兹接着发言,说目前无经费提供南昌暴动,莫斯科也电令俄国顾问在任何情况下不参加南昌暴动,并明示共产国际有关暴动的回电。张国焘:
现在莫斯科不准俄国顾问参加又不给经费,这些都是前线同志们等得发急的事,还来电阻止,更令人为之丧气。
瞿秋白等人则对罗明纳兹持令阻止暴动表示支持。当晚,张国焘衔命搭轮东下九江,负责向南昌方面传达共产国际阻止电令。
南昌那边,贺龙26日抵南昌,谭平山、李立三27日上贺龙军部探底,贺龙反应热烈,决定其部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即暴动。暴动在即,谭平山急电中央徵询可否。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奉电回到九江,参加暴动决策会议,与会者一致支持暴动。28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一干人从九江赶来,于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前敌委员会」。仅因军事准备来不及,改于30日晚再发难。其时,南昌「城裡『反动军队』不过三万人,而我们的部队有四、五万人,胜利是有把握的。」
27日早晨,张国焘抵浔,很快找到贺昌(少共中委)、高语罕(武汉军校教官)、恽代英(前敌委员会委员)、关向应(少共中委)、廖乾五(四军政治部主任),举行会议,在浔同志均认为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馀地。
因等火车,张国焘29日才与恽代英一起赴南昌。29日上午,张国焘从九江连发密电:「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后再决定。」但前委决定暴动决绝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暴动准备。30日早上,张国焘赶到南昌,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出席者: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叶挺、周逸群。张国焘传达中央「宜慎重」意见。第三国际的指令性电报谓(大意):
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除非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暴动主力之一为叶挺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独立团,均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当然与张发生直接冲突。大多数与会者一致反对国际意见,认为:
1、 暴动不能再拖,更不可停止;
2、 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绝不会同意中共计画;
3、 我党应站在领导者地位,不能再依赖张发奎。
惟叶挺认为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隐于于第四军之中,也不会遭到暗算,将分裂行为推迟一些,也许是好的。
谭平山见叶挺这麽说,很焦急,以威胁口吻说:
如果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
周恩来也急促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对于共产国际的电令与罗明纳兹的意见,周恩来甚至表示愤而辞职。
前敌委员会争论数小时,因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票决。31日晨再开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又辩论数小时,张国焘最后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最终决定晚二时暴动。因贺部第一团滇人赵营副洩密,朱培德侦知,遂改变计画,提早两小时举行。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称因谭平山一力主张,暴动决议才通过。张太雷的报告中:「致使这次暴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争辩过程中,谭平山大骂张国焘溷蛋,为坚持举事,嘱一名师长:张国焘如再坚持反对举事,就杀了张。师长徵求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周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
贺龙部警卫连长黄霖(1904~1985),1949年后江西省副省长,忆曰:29日前,张国焘与张发奎曾长谈。30日赶到南昌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前委紧急会议,提出:「起义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才能成功,否则不能起义。」周恩来驳斥:「前委大部分同志都主张起义,要不然就只有束手待毙。难道你要大家都跟你去投降张发奎吗?」周恩来以前委书记身分强行通过暴动决议。列出此讯备考。

3、中共隐去哪些重要细节?
先说为什么对南昌暴动只强调“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虎头蛇尾,因为南昌暴动的结尾很不利“伟光正”形象。这也是解读中共党史一条重要经验:凡是什么地方不说的、澹化的,那个地方便一定隐藏着“不便告人之处”。因为,凡是对中共有利的,一定早就放得大大的,早就广而告之,那些没说不说的地方,自然便是最重要的细节,最能说明史实本质的地方。中共一大就成立:组织(张国焘)、宣传(李达),中共夺权成功,很大程度依赖宣传,确实蛊惑了几代左青,凝结成强大政治力量,汇成所谓的“时代潮流”。
南昌暴动后,暴动部队在南昌只呆待了三天,8月5日就誓师东征,其时17个团约三万人。主力叶挺、贺龙部经抚州、瑞金、会昌、梅县,再折回汀州、上杭一带,最后经大埔一直退往潮汕方向。9月24日,部队前锋抵达汕头,汕头农军起来响应,但遭陈济棠、王俊(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黄绍雄合围,9月30日不得不退出汕头,在汤坑进行防御。汤坑之战乃南昌暴动赤军最后一役,对垒双方实力悬殊:国军1.51.5万,赤军此时仅剩五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巷战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
汤坑败后,叶挺部仅馀七八百人,退甲子巷而溃散;贺龙20军第12师两三千人奔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煳,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琛(按:即李济深)收编。」原来,「革命意志」如此脆弱!
10月24日,上海中央发佈叶贺部失败〈通告〉,归败因于:
没有大大杀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叶贺军队之中「不扰民」的口号几乎高于一切)。
〈通告〉批判前敌委员会政纲错误:
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
意思是为什麽不没收二百亩以下中小地主的土地?分明是对「土地革命」有所保留。
无论最后的汤坑之战「一昼夜而完全解体」,还是「要求李济琛收编」,包括只没收入「二百亩以上地主土地」,既不英勇,缺乏革命坚定性,也不符合土地革命的彻底性,都不宜标举摇晃呵!

4、南昌暴动纪念馆前群凋隐藏的秘密,中共有哪些不方便的隐讳处?
南昌暴动在中共党史有了重要地位,谁是领导人便成了很敏感的政治问题,关乎谁谁在党内的地位、排名、座次,因此史实问题往往得服从于政治需要。中共九大上,周恩来竟说林彪是南昌暴动的重要代表(不过一个小排长)。
麻烦的排名
最有意思的是南昌八一纪念馆的群凋,朱德佔有显着一席。文革时,暴动时不过独立团小小上尉排长的林彪,居然也跻身「南昌起义领导人」。朱德只是隶属朱培德第三军(滇军)的军官教导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挨不上号的的人物,叶剑英都比他职务重要得多,九江第四军参谋长。 真正的策划与组织者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等,均因政治原因,对不起了。尤其谭平山,对整个暴动及后来的行军影响甚大。李立三(1899~1967):
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按:共产党英文首字母)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
尤其决策阶段,谭平山力主发难,理据是握有兵权的贺龙、叶挺都同意干。此外,谭平山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组织部长、国府农政部长,中共在国府中的最高职务者,南昌暴动又举着国民党左派旗号,客观上需要一位元标志性人物。李立三:「谭平山因鲍罗廷坚持推荐,实际上但任南昌起义的政治领导。」只没收200亩以上地主土地,也是谭平山提出并主张写入政治纲领(遭大多数中委否决)。
暴动后,赤军对外打出旗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5名委员,7名主席: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谭被推「委员长」,「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实际主席」。谭平山:
过去中央採取妥协政策,只有八一南昌起义,才算真正把领导权掌握起来,从而开创了我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因此,它可以和十月革命相比。
委员中宋庆龄、何香凝、张发奎、邓演达等人,事前根本不知道暴动,张发奎得知后明确反对。后被誉「红军之父」的朱德列名其中,但排名殿后后。
1927年11月14日,谭平山竟被开除中共党籍,指责他与邓演达另立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张国焘亦于同日〈政治纪律决议桉〉被开除临时政治局候委、中执委。李立三也受了处分。张国焘后来叛共,自然归于「人类狗屎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馀的话〉,晚节不贞,不足为训。如此这般,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三位南昌暴动真正领导人,必须「隐身」。彭述之妻陈碧兰认为,开除谭平山党籍、处分张国焘、李立三,乃瞿秋白蓄谋已久的打击异己,瞿想独掌大权。谭平山是在开除党籍后再与邓演达、章伯钧组织第三党。
暴动失败后,谭平山参加粤东南普宁县流沙(镇)会议。10月7日,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到达海丰,相继转移香港。谭平山要求赴苏学习,中央态度冷落。11月9~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沪举行,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桉〉,处分大批干部:暴动前敌委员会全体委员;南方局、广东省委全体委员;鄂北特委全体委员,均受警告处分;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委,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传达时,误传开除毛泽东党籍;还处分了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谭平山最重——开除党籍,因为有人将谭欲杀张国焘一事捅给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后来说:「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1928年初,谭平山从香港返沪,才知被开除党籍,他到处寻找党组织,希望留在党内,始终无处申辩,得不到谅解。因不肯投靠国民党,谭平山颠沛流离,东躲西避,靠人接济度日。

5、还有哪些值得一说的细节,即对中共来说「不宜撩看的细节」?
1927的7月31日晚,贺龙部二十军赵副营长洩密,增加暴动困难。至翌晨六时,始将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完全缴械。留驻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未经激战便被缴械,清晨结束军事行动。叶挺扣押了第二方面军第11军24师两个团长——欧震、古勳铭。
参加暴动的部队均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贺龙第20军三个师;第11军叶挺第24师、蔡廷锴第十师;李汉魂第25师两个团,共五个师两个团。
8月1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因上下游宁汉浔均在国军手中,三面受敌,国军将合围。1日晚七时在贺龙军部召开参谋团会议,决定全军回粤,希望佔领港口,以获苏联军火援助,再向全国发展。
8月4日,叶挺部出发。8月5日,贺龙部出发,共2.1万人。张国焘说2.5万人,枪支1.3万。三天后赶到临川,天气热极,沿途多山路,每日行军60~100里,士兵负担极重,每人背250~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无挑伕。「沿途全无农民运动,民众闻风逃散……机枪大炮均係自扛。」
李立三:
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二十军最坏,军队纪律亦极坏,放枪拉伕等事随时都有)。
第十师蔡廷锴部,在进贤借集合干部训话为名,解决了亲共的三十团,毙团长范荩及中共党员三十余馀人,全师径往浙江,要求南京政府收编。朱德所部南昌出发时千馀人,逃亡最多,到达抚州时只剩兵员三四百,到达瑞金只有百馀人,几天后这百馀人被编入其他部队,原番号从此不存在。朱德愁眉不展,毫无办法。
在南昌得现洋十万,全靠这笔钱供给军需。另劫得七十万纸票,民间不通用。不久,给养无法就地购取,连粥都喝不上,渴饮田沟污水又使病员暴增,无法医治,纷纷沿途倒毙,加之不理解暴动意义,军心动摇,纷纷弃械逃亡,遗弃子弹近半、步枪三千支。
暴动赤军减员五千人。「沿途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人」。瑞金、会昌之役再损失千人,战斗兵员仅剩八千。临川整休三日,前往瑞金,沿途农民对赤军越发仇视,落伍伤患常被农民所杀。行军途中,数日不见一人,宜黄县城人口近二万,赤军到达,仅剩48名六十岁左右男女。
二十军、十一军的一些参谋在临川逃跑,原定军事计画有可能洩漏。因此抵达瑞金后,前敌委员会决定改道汀州、上杭赴东江。但瑞金已有守备国军,为夺取瑞金城,再伤亡600馀人。此时,会昌已有国军钱大钧、黄绍雄两部共计四个师18个团,赤军不得不强攻会昌,战况激烈,伤亡八百馀。会昌战役中,黄埔一期生陈赓向张国焘描绘细节:
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甚麽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麽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的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裡暗暗掉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夫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
会昌一役,打垮钱大钧,缴枪五千,粟裕带一个班装船送往东江。因赤军不久失败,这部分枪也丢掉了。
攻下瑞金后,谭平山、周逸群介绍贺龙入党,在瑞金一所小学周恩来监誓入党。张发奎在庐山得到南昌暴动消息,赶下山到德安,再步行至九江,解散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张发奎与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郭沫若有一谈话,并安排一辆守车将郭沫若、廖乾五等二十名中共党员送往南昌,不愿去南昌者,无论赴沪或回家,发放路费。
按政策规定,沿途只能向地主徵粮派款,没收劣绅财产或罚款。但赣东一带未经过大革命,全无农运基础,根本弄不清谁是地主谁是劣绅,只能沿用旧办法找当地绅士派款。为救急,谭平山下令:「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到长汀后,决定沿用国民政府名义,为应付外交,以谭平山任国民政府委员长,并向全体赤军做了土地革命的报告,平分地主土地给农民,但强调只没收200亩以上的地主土地。但事实上,一路行军,没有固定根据地,土地革命实为一句空话。
南昌暴动后,革命委员会讨论财政问题。根据中共政策,部队军需负担应该从工农移至富有阶级。抵临川后,纸币不能通用,军饷日形严重,急需现金。因赣东全无农运,孰为地主豪绅,茫无所知,只得「只要有钱,不问政策」。至汀州,三日搜括二万,多为贫苦群众。再採取捉土豪、罚款,二日再得四万元。
会昌战斗后,暴动部队在汀州和大浦休整,再向揭阳方向行动。及至抵达汤坑,共计不到六千士兵,而敌方兵力总计五个师,约1.51.5万人。黄昏接火,在分水、汤坑的山地激战三昼夜,赤军伤亡很大,24师下级干部殆尽,20军亦死二名团长,无兵补充,不得不下令退却,潮州、汕头亦不守。
南行路上,革命委员会下设的政治保卫处,在驿前、广昌、屏山、瑞金、会昌等处杀了30余馀个「土豪劣绅」及AB团分子。在汀州再杀四「劣绅」。原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屠杀「反动派」,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埔杀四人、汕头杀十二人。潮汕失守时,牢裡还关着几十个反动派(多半工会送来),「竟无法杀他(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张太雷事后总结:
以前五十亩以下土地不没收的,这实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碍,以后便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都要一概没收,彻底地干去……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像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地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
暴动部队的兵士,走了一路还不明白革命意义——
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按:叶贺二部)的兵士亦不明白。二十军的兵士沿途骚扰农民拉伕、拿物,甚至姦淫的事都发生过。
行军途中,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完全失去联繫。至汕头后,方知有「八七紧急会议」,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
1927年11月14日,中共文件〈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桉〉,党员从国民党「分共」前的五万馀骤降至万馀。
27日,赤军战斗兵员仅为八千人。艰苦行军中向士兵动员:
只要到了广东,各县农民一定马上暴动起来,伕子粮食等当然都不成问题。
可进入广东,农民对赤军反而不如福建。汕头原定组织五百工人义勇队,号召三天,仅得七十人。周逸群率残部将枪支弃于河中,独自化装至汕头,10月5日乘轮赴沪。朱德率三河残部千馀人退往赣南,投靠韶关国军范石生部,改为教导团。1957年大名鼎鼎的章伯钧,此时也在暴动部队中。
黄霖忆曰:10月3日,暴动南下部队在潮汕地区丰顺县汤坑镇被陈济棠第11师击溃,叶贺部伤亡三千馀人,剩下两千馀人、千余支枪。
这些那些,都不符合「伟光正」的尺寸呵!政治第一、党的利益第一、现实需要第一……为此,南昌暴动一系列「后来」全都需要「澹化」。因此,打响中共武装暴动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便成了纪念馆裡的「政治平衡物」——只见虎头不见蛇尾、只见……
中共不便见人的党史实在太多。如广州暴动领导人张太雷,中共为强调国民党的残暴,只说他死于流弹,事实上「张太雷死于中共与机器工会工人的枪战」,因为「真正的工人并不拥护共党」。
张发奎晚年总结——
1927年夏季,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过分信任共产党,误以为「分共」政策能够兵不血刃地贯彻执行。当时我们既已确立分共政策,就不该同时把军队往东调动以至南昌有隙可乘。我们必须先处置共产党,然后再对付南京。其次,我们应该有力地控制住共产党,它绝非如九江事件中那样不堪一击。至少蔡廷锴师不会通敌叛变,贺龙部也不会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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