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首富逃離香港 中共智庫：別讓李嘉誠跑了！
李嘉誠旗下長江基建集團宣布上周二宣布，計劃以116億美元的換股形式合并旗下公用事業公司電能實業。合并後，電能實業將會退出上市地位。長和系目前共有10家上市公司，長和、長實地產、長建等公司註冊地均在海外，電能實業是現存唯一一家在香港註冊的長和系公司，因此一旦電能實業成功併入長江基建並退市，李嘉誠將最終完成旗下公司註冊地的全部外遷。
瞭望智庫的文章則批評李嘉誠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不停拋售在中國的資產，是對中國當初招安的過橋抽板。文章直指，香港的地產富豪們已經漸漸失去他們的利用價值，但李嘉誠等富豪不要打算一走了之。
文章直指，地產的財富並非來自完全市場經濟，而要得到官方在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的大力扶持。在中國，地產、港口等產業，剛好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李嘉誠等“一介小商人”，絕不能買入時靠特權，賣出時就說這是市場經濟。
文章認為，香港的地產行業得以畸形發展，是因為當初中央心中的“港人治港”，不是“香港的升鬥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上就是招安政策。當然政策的代價，是香港的社會結構失去平衡，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中產下流日益嚴重。 
文章指出，現時香港已經主權移交多時，這些大商人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甚至變成改革的最大阻力。中國政府現在要做的是打壓富豪，收買底層，擴大政權根基。李嘉誠大概就是看穿這一點，於是打算撤離中國和香港。文章又承認李嘉誠對於香港的象徵意義無可替代，是穩定香港的基石，絕對不能將全部家產都轉移出大陸和香港。
據華爾街日報指出，自2011年以來，李嘉誠拋售中國資產的行動就沒有停止，最新的拋售行動是7月底傳出的長實地產尋求出售位於上海陸家嘴的在建綜合體世紀彙的消息。與拋售中國資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嘉誠旗下公司已三年沒有在大陸拿地，長江集團自2012年起也沒有再買入香港的土地。此外，李嘉誠還出售了部分港口和香港的零售資產。
以下為該文章全文：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近日，李嘉誠擬將長實地產在上海的地盤，以200元出賣。這是李嘉誠撤離中國，財富轉移歐洲戰略部署的繼續。
本來，商業如水流，逐利是資本的本性。李嘉誠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但是，鑒於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麼簡單。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那就不能想走就走。
別讓李嘉誠跑了。
敏感如李嘉誠，絕不會感覺不到。在中國，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密切相關，一朝天子一朝商友，不是所有人都跟你熟。由此，一撤資，二撤資，三撤資，其商業帝國，在大陸欲上演金蟬脫殼之法。
前年是李嘉誠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罷工浪潮，風起雲湧，後是在大陸的拋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議。就民間形象而言，李嘉誠從此前的商界領袖，教父級人物，淪落為長著獠牙的怪物。 就官方感受而言，在中國經濟緊張時刻，李嘉誠不顧中央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拋中國於不顧，不停拋售，嚴重影響大陸信心，造成悲觀情緒蔓延，可謂已失道義。低買高賣，確實是市場經濟，但是，他的地產、港口等產業，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沒有權力的扶助和勾兌，哪裡來的機會？合作時借權力，賣出時說市場，似乎雙重標準，唯我是利。
香港富豪榜的前幾名竟然全部為地產商，顯示了香港產業的畸形。而這種畸形產業的背後，隱藏著香港社會結構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現，以及貧富分化的眼中，則嚴重危害了香港社會的活力。
其實，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後於現實發展，方才導致香港困局。未來需要改變思路，進一步造福香港萬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誠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會結構的失衡，雖然發作於回歸之後，病根卻早在80年代即已種下。在英治時代，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借助華商領袖的勢力，來維繫社會平衡，但是，總體而言，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從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個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會。在經濟領域，香港雖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貿易發達，但是，實業亦非常發達，其精工製造，一度全球聞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港人治港”，但是，這個“港人治港”的潛台詞，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
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鬥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意義上，這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香港和澳門回歸之後，第一任特首，都出自此類豪族。甚至是有黑社會背景的向氏勢力，只要他們在政治方面不成為反對勢力，亦成為被容忍的對象，可以繼續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稱王稱霸。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係，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繫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產行業的畸形發展就是表現之一。作為與權力關係最為親近的行業，香港地產行業的繁榮，發蒙於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並沒有產生特別龐大的地產企業，諸多地產大亨的最終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後。
李嘉誠雖然在1958年即進軍地產，但是一直以實業為主，直到他收購和黃之後，才開始大規模擴張，而李嘉誠在1978年受到鄧公接見之後，在香港可謂通行無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業擴張順風順水，特別是在地產領域，此後，李嘉誠的財富大部來自地產行業。
在大陸，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亦有李嘉誠的身影，如深圳的鹽田港，大陸方面即交給了李嘉誠。“一哥”李嘉誠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鄭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專欄會舊址項目，鄭興建“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無政府人脈，是絕對辦不到的。從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礎，80年代爆發為巨頭級華商，那就絕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業大家族，過半從事地產行業，可見，其財富的來源，並非為香港創造了真實的財富，而是建立在權力經濟，土地經濟之上。
香港與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後的香港和新加坡，卻漸行漸遠。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製造業和貿易起家，後來發展服務業，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與香港的支柱產業，卻完全不一樣。目前，新加坡的支柱產業，是貿易、製造業、航運業與旅遊業。而香港的支柱產業，是零售業、旅遊業、地產業、銀行及金融服務業。特別是對於地產行業的依賴，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資源更為緊張，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卻沒有房產危機，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產行業的富豪，遠沒有香港多。但是，香港遲遲無法建立這種住房制度。香港的地產行業異常發達，富豪雲集。而香港90年代以後資產過十億美元的大富豪，幾乎90%以上都涉足地產行業。
在市場經濟完善的國家和地區，來自地產行業的富豪非常少，而這個方面，香港卻頗似大陸，表現了政治權力對於香港的經濟結構的同化。
對於富商階層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會結構失去了平衡，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中產階層日益弱小。而在一個中產階級弱小的社會中，生產與消費都是畸形的。
在產出領域，有什麼行業比做地產更賺錢.在消費領域，有什麼比奢侈品更讓人著迷.
如此，則實業逐步被人遺忘。做塑料的李嘉誠去做地產了，甚至連做珠寶的鄭裕彤，亦放著金碗不要，也去做地產。回歸後的10年來，香港製造業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1997年的8.3%減至目前的不到4%，服務業的比重，接近90%，而實際上，如果從80年代算起，香港製造業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製造業的衰亡，不僅是其向珠三角轉移的結果，亦是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惡果。
畸形社會結構的危害
同為小經濟體，香港與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財富分布結構，亦大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據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集中程度非常嚇人。而新加坡則並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富豪，亦無此集中財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國大陸。
以日本為例，一度財閥和門閥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進行了社會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壇為標誌，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強大族，同時，對於財閥進行了限制，一些大財閥被迫拆分。掃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壟斷勢力之後，日本正式進入大眾時代，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夠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同時起步的國家和地區隊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餘年，當人們期待它起步走的時候，結果，它卻最後變成向後轉了。
中英談判到回歸前的十餘年，香港的富豪階層也許並非主觀上希望成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觀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歸之後，這種勢力則更是有增無減，甚至，成為豪族，已經開始成為很多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主動的追求。
2003年，時任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率領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來到中南海。在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餘42人是家眷，比富豪還多，而在這42人中，很多是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誠就帶他的兩個兒子李澤钜和李澤楷，李兆基帶著長子李家傑，曾憲梓帶著小兒子曾智明。
榮及己身還不夠，還希望把自己的聲望與社會地位傳給家族繼承人，不僅實現財富的世襲，更實現社會地位的世襲，而這種變相世襲，恰恰阻隔了大眾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會的不平衡。
正是這種社會領域的失衡，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電影產業，自從九七之後，香港的電影就乏善可陳了，變得嚴格的管制，使很多電影失去了風韵，而香港社會的崩潰，使香港電影失去了根基與活力，那種草根性的情懷，大眾性的娛樂，兼容並包的氣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這兩點，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來，香港經濟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於再造大眾社會，重塑平民精神，而非僅僅是經濟領域的努力。
逐步改變治港思路
為今之計，香港回歸日久，人心歸附，一國兩制，生根發芽，不客氣地說，大商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穩壓器，失去了其利用價值。而最近幾年，中國各種矛盾開始凸顯，改革形勢嚴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來最大的紅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這種既得利益者，不僅存在大陸，香港亦有。
同時，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陸更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個有草根傳統的地方，縱使是豪族，亦只有商業地位，而無政治背景，不似大陸，要收拾一個貪官，涉及千絲萬縷的社會關係，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樹大根深，難以撼動。香港豪族雖從經濟上富甲一方，卻並無顯赫政治地位。縱使是曾經受到過領導人關照，也不過此一時彼一時。時勢變，政治地位亦變。有權力之利劍，踏平香港各個山頭，可謂易如反掌。
從國家對於香港的倚重程度的變化來說，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當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廣州等沿海城市亦興起，香港作為自由港雖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於國家來說，整個香港的利用價值大大下降。
為今之計，為爭取民心，推動改革，以繼續平穩政權，提高執政合法性，獲取大眾對於未來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應權衡利弊，果斷拋棄不再有利用價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農工，在政治上，推動社會階層的扁平化，在經濟上，發展多元產業，防止一業獨大。
在全國範圍內，隨著中國增速的下降，從前的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改革模式，將逐步過渡到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並重的模式。存量怎麼改？說白了，經濟上，加大開放，權力逐步退出，政治和社會領域，即打壓富豪，收買底層，擴大政權根基。
在此大勢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從被關照的對象，逐步淪落為被整肅的對象，李嘉誠人中之精，已經看到這種苗頭，故想腳底開溜，也算識相。
李嘉誠等商人還有兩大未競使命
對於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富豪來說，不管走與不走，作為曾經的獲利者，其在大陸，在中國，未來還有兩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輕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顧民生，回報窮人
毋庸諱言，八九十年代之後，香港富豪靠的就是賣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與權力的結盟，獲得了財富，做的都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未來，隨著香港貧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實現平安著陸，通過投資不是太賺錢的民生領域，擔負起社會責任，扶持窮人的責任。在大陸，實體經濟凋敝，也需要大量資本的進入，未來，香港富豪不能僅僅投資地產等賺錢行業，也需要投資賺錢一般般的行業，賺點苦錢，為全國經濟復興貢獻力量，而不是沒大錢就撤。
李嘉誠曾言，他的習慣，是“不賺盡最後一個銅板”，不僅如此，未來可能還不能光想賺“最大的銅板”。
其二是，必須要做更多善事，經營“社會事業。
經營企業，為商人本職，但是，在中國，尤其需要“經營社會“，這種經營社會，不是簡單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關係，而是切實對於社會廣泛領域的事務，做出貢獻。如教育，社會保障，扶貧，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陳宗啟一下就捐款3.5億美元給哈佛大學，雖然捐款自由，但是，對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奧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財富，相對香港頂尖富豪來說，其實並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無它，舍得付出。國內遍布的逸夫樓，體現了其對於大陸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雖然中國官方的錢財使用方法和過程，確實存在一些弊端，但是，這不能成為將“寧與友邦，不與家鄉”的借口。未來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國的社會事業投入，不僅做一個經營商業出色的企業家，還要做經營社會出色的社會賢達。
作者：羅天昊（智石經濟研究院副秘書長、中國城市戰略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