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晞华：“乌合之众论”被西方理论界抛弃 中国究竟有几个文化大革命？

“乌合之众论”的核心思想是：个人会被聚众转变。LeBon是这样论述的：无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智力，当他们被变成聚众以后，他们就有了相同的群体思维，使他们的感觉、思想和行为方式与独处时判若两人。
早在1924年，Allport就批判了“群体思维”或者说“个人转变说”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在群体时的行为与独处时完全一样。个人在聚众内外的行为完全是先天的和后天学习来的特性所控制。所以聚众形成是因为相同特性的人聚集在一起，也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一旦形成聚众，他们原来的本色就体现出来，只要一个人做什么事，其他人就一起做起来。按照Allport的观点，不是聚众把人变疯狂，而是聚众中的人们因为带有“疯狂”的性质，把聚众变得疯狂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的学者开始了实地调查，他们用实证和实验的办法，证明了民众在遇到动乱或灾害时人们并不失去理智。当出现混乱状况时，民众的表现显得更有目的性。学者们大量地翻阅资料，观看影像资料，并在实验室中进行实验，详细记载实验结果。经过研究，学者们发现了以下几点：一、人们不是被聚众变成疯狂的，人们没有失去理性。二、个人不是被有相同疯狂的、有相同心理特征的人强迫参加的，他们与未参与者没有区别。三、聚众参与者的大多数行为并不相同，更不是疯狂。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论”，到“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新社会运动论”都属于社会运动学的第二代理论。它们与第一代“乌合之众论”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参与“闹事”的人们不再是不理性的，受聚众转变的人，而是理性的、有诉求的人。LeBon否认参与“闹事”的人是“坏人”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他的理论是一个里程碑。而第二代的理论在他的基础上否定了参与“闹事”的人们是“不理性”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是群体行为学和社会运动学中两个划时代的进步。尽管我们对“乌合之众论”进行了批判，但是它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
什么是“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这是文革研究领域里的两个理论，涉及对文革的定义和分期。“一个文革说”把文革定义为是“一场复杂的政治运动”。他们认为民众参与文革是不明真相、受欺骗、受蛊惑、受胁迫，总之民众的智商不高，所以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不能成为独立的运动，只能纳入党的运动的轨道。而“两个文革说”坚持民众的群众运动是独立的运动，他们提出除了存在一个“毛文革”，还有一个“人民文革”的说法。这就是两个文革的来源。
这两派的学者忽视了与文革有密切联系的社会运动学。在这个领域里，社会运动是有明确的分类和定义的。文革中群众运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有合法地位的，这就是“改革运动”。文革的群众运动与76年的45运动和89年的64民运一样，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运动，都没有把矛头指向现政权，是一类的运动。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理论，所以在研究文革群众运动时，不能给出正确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一个文革说”是基于已经被摈弃的“乌合之众论”，不相信民众，认为民众是“疯子”、是“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