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的展望，台湾与大陆我们不在一条船上

思泰、比德

北京/台北—— 随着六四三十周年的临近，北京已经进入六四维稳期，在天安门附近大批的军警已经开始站岗，严防六四三十周年发生任何不可控制的因素。

北京多位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相继被带到“外地旅游”，今年恰逢六四三十周年，中国当局的维稳状态或许会持续很久。

以下是六四三十周年专题报道第三部分，一位在台湾大学生谈六四。

记者：您是怎样看待这样一场，六四由学生和群众所自发组织起来的这样的一场运动？

陈同学：老实说，我以前其实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六四，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一直等到我有些历史教育之后，我才知道六四这个名词，不过以当时的那种思想，学生思想比较单纯而言，六四它只是一个教材，一个事件，背一背，当时也是背一背就算了，一直等到我到了大学，台湾也开始解除戒严。

例如说，我开始拥有了投票权，之前也发生一堆社会运动的时候，我才开始充实，所谓的六四是什么，那六四，简单而言，如果以当时那种教科书上面讲的话，主要是中共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科技，农业国防等，四个现代化，可是没有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民主化，那可能，当时中国的学生就觉得说，中国都这么的现代化了，那为什么没有第五个民主化呢，所以就要征求一个民主化，在同时期的台湾，两地政府对待人民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当时台湾是走资本主义，中国走的是共产主义，1978年才开始走资本主义，那么原本就是说，两岸政治体制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么1989年的那个时候可以说算是中国民主化的很好的一个契机，甚至是可以说比台湾还要早民主化的契机，因为同时期在1990年的三月发生了一个野百合事件，两个事件不同的结局导致了两岸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那么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可以讲是非常残忍的一个镇压，那么也断了中国走向民主人权社会的一个机会。

野百合学运（又称三月学运）是台湾在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发生的学生运动。在该次运动中，人数最多时曾经有将近6000名来自台湾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今自由广场）上静坐，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要求。这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来发生的首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行动，他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在学生运动后，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在不久后召开国是会议；且随后在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使台湾的民主化进入新阶段。

那么台湾当时不同的是，李登辉总统答应了学生的所有要求，那么也就是两岸也就开始说我们不一样，原本可能台湾人是觉得说，中国人是我们的同胞，好麻吉，可能从这时候开始，大家就觉得，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不是同胞。

记者：魏京生先生在1978年中国民主墙运动所提到的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民主化，实际上中国是缺乏民主的，您刚才也提到1989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民主化非常好的契机，但是由于邓小平、李鹏这些中共的强硬派不愿意改革，也就产生了一种说法称“杀掉多少学生，换来中国30年的稳定”那么您对于中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些看法，您是怎样去看的？

陈同学：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真的是很好，有很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可能也因为当时的镇压，也就导致中国从此没有发生过比较大规模的暴动，或者叫社会运动。

这个稳定也促成了经济发展，这个傲人的经济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根基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国有一个很靓丽的经济的契机，很靓丽的一个经济表现。

可是实际上，我们揭开了这个靓丽，比如人权，包括很多健康权什么，生存权，参政权这些什么都没有，反观台湾，可能经济真的比较疲弱，但是我们已经建立了民主，可以讲已经是我们生活和思想的一部分，民主自由人权，我们比较有自己的权力，你看台湾同婚也通过了，就是因为当时的台湾民主化，所以同婚也合法化。

那整个人权也迈进一步，我们经济虽然比较美那么好，我们走的每一步发展的慢，可是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很扎实的，就好像有两个团体，有一个团体是那种会一直争吵的团体，另一个是：“有病的和谐“你会想呆在哪个团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