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 “去中国化”多国支持其企业从华撤资

【博闻社】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显得脆弱不堪。但这场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实际影响目前尚无定论。

不同经济体在生产销售等环节的比较优势不同，以iPhone为例，屏幕、摄像头的供应商在韩国、日本，组装在中国，股票上市在美国，在全球各地销售，产业链上各个国家以及背后的资本都因此获益。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原因正在于中国的综合成本低。

疫情爆发后，成本不再是企业唯一的考量，产能集中在中国的风险逐步展露——交通阻断，工人无法返工，大量工厂被迫停工。跨国企业因此必须在成本和风险之间寻找平衡。

考虑到经济上的利益与安全，加上国内失业率飙升，欧美多国近日计划减少对华依赖。日本出资协助其企业从中国撤资，美国支持在华企业撤回本土，而德法也有相关措施，减少与中方之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格局或面临洗牌。

据日前彭博社报导，为了减缓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日本追加预算包括2200亿日元（20亿美元）资助企业将生产线撤回本土，以及235亿日元协助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它国家。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美国可以考虑为每家想要离开中国的美国企业补贴搬迁费用。比如承担企业回国的转移成本，包括工厂、设备、知识财产、装修等等，政府将 100% 的此类开销一次性费用化（Immediate expensing），也就是说这些成本费用将允许一次性税前扣除。

东风汽车在4月14日表示，因应中国汽车市场下滑及东风雷诺经营状况，公司与雷诺双方计划对东风雷诺进行重组。

公告指，双方签署不具有约束力的备忘录，达成初步意向，雷诺拟将所持东风雷诺50%股权转让予东风集团，东风雷诺停止雷诺品牌相关业务活动。

而4月8日德意志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报导了德国联邦财政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表示，联邦政府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Außenwirtschaftsgesetz-AWG），以阻止外资藉疫情危机收购受到打击的德国企业。

有指此修改是针对近年中国并购多间德国企业之行动。2016年美的集团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据德国媒体报导，中国汽车厂商吉利和北汽集团亦均是戴姆勒股东。

疫情引发股市低迷，多间德国知名公司市值下跌超过五成，汉莎航空市值从2020 年初约80亿欧元跌到40亿欧元，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市值下跌53.8%，这些公司都有可能成为海外投资者收购的目标。

“去中国化”是否可行?

引述新京报在4月12日对福耀玻璃老板曹德旺的专访，他特别提到”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我们一定要警惕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他补充，”在短期内，各个国家很难构造出独立的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全球产业链短期内不会、也无法和中国脱钩”。

据BBC中文网在4月14日之报导，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吴靖和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与供应链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洪涛教授均表示，在疫情过后，企业会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把部分产能迁出中国。

张洪涛补充，”至少会将重新组织产业链来构建多元化的供应来源，摆上议事日程。”

但”将产业链大部分移出中国既痛苦又耗时;同时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离开它(中国)，也非短短几年时间可以办到”，张洪涛最后解释。

而新京报在4月12日引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长安教授对美日撤资的看法，他认为在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及时推出了大规模的稳外资稳外贸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推动外资企业复工复产、推动稳外资政策落实、提升投资促进和招商引资水平、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多个重点方面内容，成为稳定外商投资的“定海神针”，而它的作用正在显现。

他补充，从资本的本质来看，资本总是往容易获利的方向流动，不是说某些国家强制撤离外资，企业就会自动顺从。不论是对美国、日本，还是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善的产业链条，特别是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正成为全球资本最为青睐的投资场所，外资没有理由撤离。

后疫情时代的产业链

当疫情“震中”从中国转向欧洲和美国后，还有一个微妙的变化——一些欧美国家陷入“口罩焦虑”、“呼吸机焦虑”或“药品焦虑”。

比如，中国不仅长期是口罩生产大国，而且展现出极强的产能爆发力——在2月初到3月初，短短一个月，口罩日产能从1000万只迅速爬升到1亿只。在药品领域，中国的原料药产量占全球的60%，影响着全球大型药企的生产。中国呼吸机产能比较少，但占比也达五分之一。

疫情造成这些产品的紧缺，再加上长期形成的政治互信缺失，使欧美国家开始产生焦虑情绪。美国就有议员提出，希望立法终止对中国的原料药依赖。

“对于美国和欧盟来说，硬币的一面是金融获利和经济利益。 另一面是国家安全和政治健康。”张洪涛表示，就像一个人会选择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胜过财富，一个正常的国家也会选择国家安全和公民安全。

张洪涛预计，疫情之后会看到西方国家拥有更大、更强力的政府，他们会引导、鼓励或强迫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的生产，要么返回本国，要么迁到可以信任或者能够控制，或者价值观相同的地区或国家。

德国之声／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