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在英国感染新冠 曾被视为叛国者

【博闻社】据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中国籍教授、钢琴家孔嘉宁的朋友圈消息，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正在住院治疗，“傅先生已经住院两周，一周前肺部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医生全力治疗，目前需要吸氧，比较积极的一面是还没到要上呼吸机的程度。”

另外，上海柏斯琴行也引用了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家李民铎的消息，“现在他在伦敦，感染了新冠病毒，已住院，情况不太好。医生们一直在给他用氧气，用各种办法尽力的帮助他。”“他的夫人Patsy，自己也住了院，好在好转较快，已出院。她在尽一切的努力照顾、帮助傅聪，他们面临的困难可以想象。”

身为86岁高龄的华裔钢琴家，傅聪先生本身在钢琴方面的造诣和成就极高，加之其傅雷之子的身份，特别是作为《傅雷家书》中的收信人，自然引发了国内众多网友关注。围绕傅聪，还曾经有一段“叛逃”经历。

1934年3月出生在上海花园新村的傅聪，在三四岁开始就表现出了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七岁半就开始学习钢琴，后拜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李斯特再传弟子梅百器为师，学习三年，1951年再拜前苏联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为师。

事情还得从1952年说起，当时18岁的傅聪进行了人生第一次公开演出，随即引发国内音乐界注意，次年，作为青年才俊被国家选派参加了在罗马尼亚举行的钢琴比赛。在这一年7月，傅聪第二次到罗马尼亚参加比赛后，跟随代表团访问了德国和波兰，在萧邦的故乡演奏萧邦作品，受到波兰认同。

1955年，傅聪被邀请前往波兰华沙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获得了第三名和“玛祖卡”奖，成为首位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钢琴家。 比赛结束后，傅聪并未回国，而是留在波兰留学，直到1958年底提前毕业。

此时，国内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傅雷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期间，身在海外的傅聪也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召回国内批判，幸运的是，在写了检查后，傅聪又被允许回到波兰留学，比起父亲傅雷的遭遇幸运很多。

即便如此，1958年底结束在波兰的学业后，傅聪却没有如期回国，而是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惊人地决定，乘坐飞机出走英国。不言自明，傅聪出走英国的直接原因就是父亲傅雷被打成右派。在那个年代，傅聪的行为被视为“叛逃”，从此他成为一个祖国的背叛者。

即便在自己的内心里，傅聪不承认自己是“叛国者”，但在当时这样的行为没有人会理解。消息传开后，即便是他的父亲傅雷，在这之后也是长时间没有与他“互通家书”（当然，也无法通信）。

更为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自从搭乘上华沙到伦敦航班的那一刻起，也意味着傅聪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祖国，见到父亲傅雷和一众亲人。

果不其然，傅聪的这次出走，直到傅雷去世，父子两人也没有再见面。作为国家的叛逆，傅聪来到伦敦成为媒体追逐的明星，不胜其烦的傅聪在1959年对伦敦报界公开发表声明，给自己定下了三条规矩，不入英国国籍，不去台湾省，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几年后，身为著名钢琴家的傅聪由于经常在各国演出，手持中国护照签证存在诸多不便，“迫不得已”之下，傅聪只得誓言，打破了自己定下的第一条“不入英国国籍”规矩。

1966年动荡伊始，曾经的右派傅雷就被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遭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凌辱。1966年9月3日，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享年58岁。

自然，父亲傅雷的去世，作为“叛逆”的傅聪也无法回国处理父亲后事。已经多年未曾见过父亲的傅聪，收到父亲最后的信件写着一句嘱托，“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父亲去世后，一直心系祖国的傅聪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回国意愿，但始终因“叛逃行为”未能获批。终于，直到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的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上，傅聪才回到祖国。

至此，傅聪与祖国的隔阂并未消除。1981年，傅聪回国演出，当时《人民日报》刊发的广告突然被叫停，原定的记者采访也被取消，有人给高层反馈，认为傅聪是“叛逃者”，并对报纸刊发广告宣传他表示愤慨，当时的领导批示，“大肆宣扬，真是荒唐！”

后来，在《北京晚报》刊登的演出报道中，还刻意删掉了稿件中傅聪的名字，仅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令傅聪备受刺激。

后来，傅聪得到谅解，应该感谢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正是他向高层写信称呼，呼吁“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

最终，时任领导批示，“傅聪出走，情有可原。”从此，傅聪“祖国叛逆者”的过往一笔勾销。

闻舞视界／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