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体改委人员爆內幕：1988年中共物价改革的权力斗争（上）

【编者按】本文的删节版首发与《炎黄春秋》，作者是《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因文章涉及高层权斗细节，《炎黄春秋》在发表时有所删减。相关稿件在大陆很容易被封杀。博闻社拿到的是此稿的完整版，特刊于此，以备有兴趣的读者查阅。

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上出现了一次较大失误，这就是“物价闯关”。失误虽然很快纠正了，但它的发生，对当时的经济、政治改革进程和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十三大后中国经济、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1．“物价闯关”的缘起

中共十三大之后，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赵紫阳在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同时，仍然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赵在他的回忆录中，对1988年初以后他在价格改革方面看法变化的过程曾经有过一段说明，他说：“本来1988年仍然要继续贯彻前两年的‘软着陆’方针，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映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这个物价改革方案虽然后来由于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宣布停止实行，实际上并没有出台。但是设计这样一个方案，提出用这种办法进行物价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确的。”

关于这件事的责任，赵紫阳说：“这件事如果讲责任问题，责任不在他身上(指邓小平)，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

赵紫阳作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出现决策失误，他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1988年最先提出“价格闯关”的，不是赵紫阳，而是邓小平。

1988年初, 中央原定的经济工作方针，还是继续执行“软着陆”，没有出台大的价格改革的计划。赵紫阳从年初开始，他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工作方面的兴奋点，一直主要有两个，一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二是如何稳定物价。此外，在这段时间的历次中央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还议到了廉政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和改造、企业法修改、工会改革、做好准备应对突发事件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但从未涉及到“物价闯关”。3月15日至1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在赵紫阳的工作报告和会议讨论的议题中，也没有涉及到“物价闯关”问题。

4月初，国务院宣布，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4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猪肉、鲜菜价格开始大幅度上涨。这个时候，赵紫阳多次谈到要主动理顺价格关系问题。2日，他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座谈会上说：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物价改革如果不前进，而退回去，那将有许多矛盾不好解决。

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界内部，和中央领导层与经济理论界之间在价格改革问题上曾经进行过多种形式的讨论，在以什么方式进行价格改革问题也曾经有过争论。4月26日，吴敬琏和他的助手们曾经写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价格改革这个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而“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但是，直到这个时候，赵紫阳在他的多次谈话中仍然没有涉及下决心搞“物价闯关”的问题。

1988年5月13日赵紫阳约马洪、安志文、房维中等中央财经小组有关人员讨论当前物价和工资。由此，他开始明确提出物价、工资改革“今后几年怎么搞”问题。赵紫阳提出有没有可能用几年的时间，“在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每年物价指数大体百分之十以下，八、九、十连续搞几年。相应地，把需要解决的物价问题解决掉”。安志文认为，“五年时间，百分之十，有的放，有的管。”讨论结束时，赵紫阳总结说，方案“就按今天谈的方向去搞。”“工资、物价，以体改委、计委为主。北戴河会议，就讨论工资、物价、流通体制。”但是，直到这个时候，赵紫阳在他的多次谈话中仍然没有涉及下决心搞“物价闯关”的问题。

5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赵紫阳首次明确把物价改革和“过关”问题提交中央常委会议正式讨论。他说，今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全年估计超过15%，也可能达到17%到18%。这是改革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形势是严峻的。现在我们决心搞好物价改革，看主要采取些什么措施，集中力量过好这一关。过好了可以为下一步发展打下基础。赵紫阳还说，在物价工资问题上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提出一个系统方案，纳入改革计划，分步实施。反正是要过关，是否在北戴河对物价工资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赵紫阳会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我们决心搞好物价改革”“过好这一关”的问题？据列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回忆，在此前的中央各种会议上，赵紫阳都没有谈到要下决心“过好这一关”，那么这个“决心”是谁帮赵紫阳下的？什么时候下的？据现在已有的资料看，是邓小平。

1988年5月5日，新任总理的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据杨继绳在他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的记述，会见时，邓小平问：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认为，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说：“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常委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

李鹏在2007年2月出版了《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一书，该书在此前的2006年8月曾经印有一个非正式版本（以下称“征求意见版”）中，也记录了这次谈话的一些内容。日记中说：1988年5月5日“10 时，按通知，我去小平同志的住宅看望他。”“我说，我担任代总理后来过一次，这次任总理后，再来看您，希望您指教。”在谈到物价时，“小平同志说，提高城市人民收入是稳定的关键。能不能用3 年时间，扭转物价上涨局面?急也没有用，不要怕挨骂， 3 年能扭转就是一个大胜利。1 年不行， 2 年不行，要3 年，时间打得充足一点。计划一下，明年做些什么，后年做些什么。基本点要放在增加人民收入上。”（在该书次年2月正式出版时，这段记录被删除）。

据笔者了解到，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提出要用几年的时间“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不是偶然的，很可能与一些青年学者的议论有关。笔者2012年5 月在访问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副局长唐欣时，听到他讲到当时的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情。1987年底，曾任张劲夫秘书，当时在光大集团工作的孔丹、曾任宋任穷秘书，后到中信公司的秦晓、时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的马凱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在议论当时经济改革的形势时，提出了一个“改革遭遇泥潭期”的理论，认为，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已经尽显，实施完全的价格改革，向单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体制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放开物价，物价势必大幅度上涨，发生抢购、挤兑，有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混乱，甚至天下大乱的局面。这种情况，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都有前车之鉴。要想比较平稳地度过这个“泥潭期”，必须加强中央控制，这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所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应该趁着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尽早闯过这一关，把这最难过的一步迈过去。

此后不久，孔丹见到老同学唐欣，谈到了他们的上述看法。1988年2 月，唐欣与邓小平之子、老朋友邓朴方见面聊天时，唐转述了孔丹等人的“改革遭遇泥潭期”理论和上述对“价格闯关”看法。唐欣回忆当时的经过时说，“在我和朴方谈这个看法的过程中，朴方一言未发，但是听得特别认真”。唐欣在与笔者交谈时认为，此后虽然他没能再有机会与邓朴方交流此事，但据当时情况判断，邓朴方极有可能在回家后，将这种看法讲给他的父亲邓小平听，从而引发了邓小平对“物价闯关”问题的思考。

对于物价问题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邓小平早有认识。1984年11月9日，他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负责人时就说过：“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不少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物价问题。”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赵紫阳等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也曾直接指出：“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如果邓朴方在与唐欣谈过之后，向老爷子转达了孔丹等人的“趁着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尽早闯过这一关”的看法，从而引起邓小平的重视和思考，完全是可能的。

正因为如此，当5月5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谈到“代表们意见最多的是物价问题”时，邓才有可能提出“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并要李鹏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开始明确谈到“过五关，斩六将”理顺物价，加速改革的问题。此后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又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当然，从前面讲到的5月16中央常委会和后来的多次中央常委会、政治局会上赵紫阳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当时赵本人的态度很明确，对邓提出的“价格闯关”他是积极赞成、支持的。

客观地说，无论是赵紫阳在位的时候，还是后来被审查的时候，他都没有把“物价闯关”决策失误的责任归之于邓小平。时任中央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后来回忆说：“闯关过后，我曾经问过紫阳，‘价格闯关’是谁提出来的？紫阳没有直接回答。他和我说：这个失误应该由我负责任，因为我是同意的，小平同志是支持我们改革。”

在1988年9、10月以至年底那段时间里，了解“物价闯关”这个主意由来的一些知情者们曾经担心赵紫阳承受不住压力，或是不想承担这个决策失误的责任。在前面谈到过的《市场与调控　——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版）中，曾经有过一段记载：在中央政治局作出“物价闯关”暂缓进行决策几天后的1988年9月11日，“ 11 时，我去薄老处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讲了一些小平同志讲话内容。薄老又问我，是否听到赵总书记说过物价改革是小平同志的主意。我说，没有听到他讲过这样的话。我想，总应实事求是。”这段记载，后来在该书正式出版时，被删除了。但这个版本中一些记述的存在，恰恰证明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物价改革确实是“小平同志的主意”；二是老人们担心，赵紫阳会不会把闯关失败的责任推给邓小平；三是最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李鹏也不得不“实事求是”地证明，赵紫阳并没有推卸自己在“物价闯关”失误中的责任。

笔者还查阅了近10多年来，陆续出版的可能涉及到当年“物价闯关”的有关领导人的著述、年谱、传记和一些人的文章、回忆录。在这些书中，都没有查阅到涉及“物价闯关”这项决策初始来历的记载。在相关的一些书籍和文章当中，反而或明确或隐晦地把责任完全归结于赵紫阳。

2．陈云反对“物价闯关”的意见为什么没有被采纳？

1988年5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朝鲜外宾。在谈话中，邓小平直接谈到了中国的物价改革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对经济工作，赵紫阳同志比较熟，看来方针政策是对的。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将来出了差错主要责任是我的。” 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后来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理顺物价，加速改革》。但其中“对经济工作，赵紫阳同志比较熟，看来方针政策是对的……将来出了差错主要责任是我的。”一段话在出版时被删除。

显然，邓小平是积极主张“物价闯关”的，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惜为此承担责任。那么，中共党内的另一位元老，具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对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态度呢？

无论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还是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笔者从未看到任何资料，或是听任何人说起，陈云在“物价闯关”问题上曾经表示过不同意见。2005年，笔者方才看到《炎黄春秋》杂志刊载了一篇名为《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的文章，署名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篇从《陈云传》中节选的文章第一次公开谈到了陈云对“物价闯关”问题的态度，方让公众知道，当年陈云曾经对价格改革有过不同意见。文中说，1988年“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又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答：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点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讲不敢讲?姚依林：那非讲不可。陈云又谈到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并说：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不相信。这次谈的是一个牵动整个国计民生大局的问题，因此谈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文章还提到了陈云就此问题的另一次谈话。“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这篇文章在谈到陈云的谈话之后，以十分遗憾的口吻说，价格改革方案后来在北戴河由赵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陈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联系上下文的叙述过程来看，该文这里明显是在指责赵紫阳拒不“采纳”陈云的“提醒”。

前不久的2015年6月，陈云当年的秘书、《陈云传》的主编朱佳木发表过一篇题为《学习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讲话，其中也提到了陈云“明确表示不赞成”闯关的意见，并更明确地批评说“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指赵紫阳）听不进这个话，坚持认为‘物价这一关非过不可’，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改革方案。”

但从笔者掌握的中央决策过程资料来看，事实上，陈云同姚依林、李鹏的这两次谈话，陈云对“物价闯关”的意见，在当时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财经小组的会议上根本没有被传达，如何谈得上“采纳”？

笔者曾就此专门访问了时任中央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鲍说，他从未看过或是听说过这篇文章，更没有听闻过此事。他曾经列席了那段时间所有的中央常委会、政治局会和书记处会。他肯定的说，没有听到任何人传达过陈云对“物价闯关”的意见，也从没有听赵紫阳谈起过陈云对“物价闯关”有不同意见，更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过向陈云汇报的两位当事人李鹏和姚依林在任何场合提起过陈云的意见。

笔者为此又访问了赵紫阳的另一位秘书李树桥，李说那段时间他也从未听说过陈云对“物价闯关”表示过意见。只是在2005年以后，他看到了金冲及、陈群的《陈云传》，方知有此事。李树桥在2008年10月，还曾经就此事专门问了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的安志文，“1988年陈云明确反对物价闯关，当时您听到过传达吗？”安明确地回答：“没有听到过传达”。从这几位亲历者所言的情况看，陈云对“物价闯关”的意见，没有任何人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乃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做过任何传达。

笔者为此还查阅了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以及房维中主编的《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88年卷（其中载有5月16、19日中央常委会、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的记录）等相关书籍资料，都未见任何有对陈云“物价闯关”意见的记述。在《李鹏经济日记》1988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倒是谈到了“去陈云同志处谈话”，但是所记陈云谈话内容，只是说“物价不可能一下子理顺”，并没有说陈云“斩钉截铁地”“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在《李鹏经济日记》关于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述中，也没有关于他向会议传达陈云反对“物价闯关”意见的记载。

陈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以其在党内几乎与邓小平并驾齐驱的地位而论，特别是以其在经济工作中的影响而论，他对价格改革的意见无论如何都应该向中央常委或政治局传达的，可事实就是如此!

让笔者更加感到困惑的是，时隔不久，赵紫阳也见过陈云。《陈云年谱》下卷中记述：“6月13日，同赵紫阳谈话”。陈赵这次谈话到底谈了些什么？陈云有没有像对李鹏、姚依林一样，当面向赵紫阳谈到他对“物价闯关”的不同意见？年谱中并没有披露，《陈云传》、赵紫阳本人的回忆录中也都未有此次谈话的记载。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赵紫阳是否知道陈云对“物价闯关”持反对意见？如果陈云与赵在1988年6月的这次谈话中直接谈到了对“物价闯关”的不同意见，为什么不能直接在陈云年谱、传记或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公开出来？直接拿出来做证据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时至今日， “物价闯关”已经过去了20多年。以前述两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曾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的地位而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当年是邓小平首先提出价格攻关的；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李鹏、姚依林在见过陈云后，没有向中央常委、政治局、财经小组传达陈云的意见。但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不去批评邓小平没有采纳陈云的意见，不去批评李、姚在中央的重大决策关头没有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报告中顾委主任陈云的意见，却在文中指责赵紫阳“没有采纳”陈云的意见，导致了中央决策的失误，这个逻辑似乎有点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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