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女婿劉亞洲上將:軍改是一場流血的政治

【博聞社】中共軍改正強力推進。當局啟動所有機器為軍改鳴鑼開道，保駕護航。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中國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上將，近日也撰文，為習近平主導的這場軍隊改革助威。

作家出身的劉上將，在文中發揮了其一貫的引經據典、縱橫捭闔風格，將中共這場軍改的重要性，複雜性演繹淋漓盡致，令人歎服。劉將軍甚至形容軍改是一場“流血的政治” 大有讓人瞠目結舌之感。

本文刊於《参考消息》12月30日。原題為“军改是一场革命”。

习主席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全军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战，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军改是一场革命。谭嗣同说：“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谭嗣同精神。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有时候改革也是流血的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军队改革的篇章常常是用血与火写就。商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商鞅变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改革。当时列国争雄，思想正从争鸣的庙堂走向变革的旷野。在时代澎湃向前的潮流中，向后没有退路，只有亡国灭种。改革是唯一活路。

商鞅以大无畏的胆魄把秦人引到这条生路上，他自己却走上了死路。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冒险犯难。只有冒险犯难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秦人有血性，无规矩。商鞅为他们制定了规矩，然后又用自己的鲜血进一步涵养浇灌了秦人的血性，于是秦人就变得更加刚烈了。商鞅是被车裂而死的，死得如此痛快淋漓，使后世的死刑全部黯然失色。商鞅身体在被撕裂的那一霎间，也预示着秦国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因此他的死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个境界，百世之后，仍让人感奋不已。

战争的阻力来自对手，军事改革的阻力来自内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紧接着，美军将电子计算机用于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上。1972年3月，美军用15枚激光制导炸弹炸毁了越南清化大桥。而在这之前，美军曾出动700余架飞机，投了约1.5万吨炸弹，都没将这座大桥炸毁。

这一系列看似孤立的事件，给了当时的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强烈触动。他敏锐地意识到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精确制导武器不断涌现，必将从根本上打破军队旧的发展模式，推动和促进新的军事革命的发生。奥加尔科夫闪电般行动了：用当时最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改造指挥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第一个师级数字化试验部队。他的一系列做法被称为“奥加尔科夫革命”。

“革命”要求对军事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这与苏军实施高度集中的指挥体制尖锐对立，威胁到一大批人的职位和利益。改革刚开始不久，奥加尔科夫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降职为西部军区司令。他倡导的数字化试验被停止，数字化试验部队被撤销。奥加尔科夫的副手加列耶夫最近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如果不考虑个人利益，大家会举双手赞成改革。考虑个人利益，大家就一致反对改革。”然而，美国人却迅速接受了“奥加尔科夫革命”思想，大力推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美国人的努力在海湾战争中获得丰厚回报。直到此时，俄罗斯人如梦初醒，大力追赶。但无情的事实是，俄军在新军事革命中大幅落后。

今天，不改革是中国军队最大的风险。不改革的症结在于改革动力不足。动力不足的症结在于不愿触及个人的利益。然而，严酷的现实是，只要是私利，就终究会被打破。不被自己打破，就被别人打破。今天不打破，明天必打破。

每一次军事变革的开始和完成，都是以一次或几次新型军队对旧式军队的毁灭性打击为“开幕”或“闭幕”的，鸦片战争如此，甲午战争如此，海湾战争亦如此。迟了太久，就不必到了，也到不了。有人用鸡蛋破壳来比喻军队改革：从内向外破壳，是突围，是蓬勃的新生命的诞生；从外面破壳，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美食。

因此，军队改革不仅事关军队生死，更事关国家生死。战争史一再证明，战争的胜负在战场之外，在战争之前。军事变革中的落伍者，必定是未来战争中的被淘汰者。军队决战于变革。所以，军队改革是“铁腕”的事业，所需要的是“断腕”的勇气。毛泽东说：“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自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的时候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当年邓小平面对军队改革阻力时说：“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要用搞革命的方法。一次搞好了，得罪的人就得罪这一次。”

落后的民族不一定是贫穷的民族，但一定是思想保守的民族；落后的军队不一定是劣势装备的军队，但一定是观念陈旧的军队。

拿破仑说：“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这句话不仅说明拿破仑重视学者，更道出了他能打胜仗的秘诀：带着先进的军事理论前行，带着创新的思想前行。他的队伍中，有一支特别分队——数百名各行业的学者以及成百箱书籍和研究设备，可谓别具一格的“学者”军队。学者是拿破仑军队中最优良的装备。由于有学者，才有新思想。纵观历史，由于思想未能及时跟上时代发展的脉搏，一次次错过军事变革的例子层出不穷，例如元帝国错过了火药革命，清朝未能抓住工业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的胜利就是思想的胜利。德国的军事思想充满活力，具有超前性和预见性。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提出：战争艺术没有止境，不能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他主张要勤于思考，“通过思考结出果实”。军事巨著《战争论》，以及“总体战”、“闪电战”等理论在德国的出世就是最辉煌的果实。战争开始后，出现了波兰和苏联骑兵冲击德军坦克的场景，出现了法军蹲在马其诺防线后一枪未发就当了俘虏的场景，这些一边倒的屠杀，刽子手不是武器，而是观念。

陈旧的观念就像泰山一般沉重。几年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离任时，有记者向他提了个问题：中美之间的距离有多大？这位会讲汉语的大使毫不犹豫地说：“一百年！”我为这句话感到震惊。仔细想来，他讲的距离不是指经济，不是指硬件，而是指思想观念。观念是软力量，但却是决定性力量。

军事理论一日千里。我军还在纠缠“三总部”、“四总部”之分。红军、八路军老打胜仗，是因为有三总部或四总部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有新思想。美军一直站在军事理论创新最前沿。从海权论到信息战，从空地一体到全频谱作战，美军差不多每隔几年就推出一个崭新的军事学说，魅力无穷。伊拉克战争中体现的以“震慑理论”为基础的“快速决定性作战”思想，就是对海湾战争中“压倒性力量优势”理论的大胆否定。

曾供职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迈克尔·奥汉隆说：“五角大楼如今已经完全成为信仰军事革命的官方机构。”不断地自我否定，强烈的超前意识，这是美军改革的两个显著特点。随着高科技周期越来越短，高科技的内容变化越来越大。今日的高科技，几年后就是古董。当整日都在呼喊“高科技！高科技！”之时，高科技冷笑着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局部战争”的概念是美军提出的，它的战略任务从“同时对付两个半战争”转到“对付世界任何地区的局部战争”。

美军在全球部署。战争对于美军来说，当然是远离本土的局部战争。但对另外国家，却是全面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对美军是局部战争，对伊拉克和南联盟就是全面战争。美军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其战略对手苏联的消失。中国战略对手消失了吗？新世纪，中国的战略对手不减反增。对中国而言，无论哪个方向发生战争，都有可能不是局部战争。

思想必须革命，观念必须更新。更新观念最重要的有两步：看到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再想到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我们目光应当像探照灯一样，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军事领域的变化比想像的要快很多，甚至是所有领域中变化最快的。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尖端技术和思想都最容易用于军事目的。当你触摸到战争本质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海湾战争后，全胜而归的美军参战部队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没有要求加官晋爵，而是提出退役。理由是：“我已不适应下一场战争了。”施瓦茨科普夫角色的转换在我看来是那样惊心动魄，甚至比世界上第一场“直播战争”（海湾战争的别称）中美军对伊军疾风骤雨般的打击还要让人惊心动魄。军队的强大绝不仅仅体现在高、精、尖的武器装备上，更体现在思想和观念的强大上。马岛战争以来，世界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不对称战争，根本原因是一方思想观念先进，另一方思想观念陈旧所形成的不对称。

只有革命才能找到真理。真理不会灭亡，但极易受伤。谬误相反。

军改由人来改。军改首先改人。

刘伯承元帅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人永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1947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解放战争刚打了一年，毛泽东敢这么讲，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军事实力超过了国民党，而是我军在战争硝烟中涌现出大批掌握战争规律、具有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构筑了一个人才高地。

如晋察冀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中原军区李先念。由于拥有这批人才，解放战争胜利到来之迅速，出乎意料。但是今天，我们这支军队曾经拥有的人才优势，已经成为与强敌较量时的薄弱环节。

1963年，毛泽东在凭吊罗荣桓诗中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首诗既是一个分野，又像一个谶语。自第一代将领凋零之后，我军一直期待出现席卷天下时那股人才潮。一支守天下的军队，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有难度，但用几个优秀人才应当有可能。

问题是，在不良政治生态影响和平庸守旧思想氛围的笼罩下，这几个出类拔萃的人才也容不下。这带来两个后果：一、不敢讲真话。关起门来也没有人讲真话；二、生存第一。为了避免吃亏，我们甚至在没吃亏前就已经懂得如何防范了。

今天我军人才队伍建设又到了“爬坡”阶段。这个“坡”，比当年的“坡”艰难百倍。因为积弊太深，如深渊万丈。不进行一场革命，不足以焕发青春。革命覆盖三个方面：

高层：此次军改，应在高级将领中刮一场头脑风暴。当今世界，“战略为王”。《春秋》云：“将军，身也；卒，支也；伍，指姆也。”士兵是战术的，将军必须是战略的。所有的胜利都是战略的胜利。所有失败都是战略的失败。毛泽东的成功在于选择了正确战略。邓小平也是战略起家。我国“将军团”如果能成为“战略团”，军必兴焉。

中层：铸造一个全新的“参谋团”。“参谋团”即精英集团。一战后，德国总参谋部被撤销，军队只能保持十万人。德军最高首脑冯·西克特设法保留了一个军官团。冯·西克特制定的标准是，每一个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正是这些精英，构成了德国的“十万陆军”，后来发动了二战，一下把世界打懵了。

俄国近代虽然拥有一批伟大的军事统帅，也诞生过一些军事思想家，但长期以来没有一个高素质的军官团。虽有源源不断的兵源优势，但先败克里米亚，再败旅顺，又败对马。日军中也有一些优秀的参谋，不仅把日本搅得天昏地暗，还翻腾过亚洲大陆。联合舰队参谋秋山真之策划了日本海大海战。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一手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在我军历史上，参谋也曾起到重要作用。解放战争中，在西柏坡几间简陋的土房里，雷英夫和几个参谋指点江山，横扫千军。正是此人，不久后还准确预测了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自那以后，我军参谋队伍越来越庞大，人头浩荡，黑压压如山，却鲜有卓见和建树。

今天我军参谋队伍有两大问题：其一，缺少吞天吐地的能力。首先是缺少吞天吐地的气魄。“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就是辛辣而真实的写照。其二，缺少干事业的追求。中层军官必须把打仗当成一个职业。军人不把打仗当成一个职业，就更不会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参谋团”应由我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组成。在我军“参谋团”里，让未来的将军更早相遇。

基层：士兵要有知识和文化。我国过去所进行的战争中，一名士兵无非就是练了两天射击的农民。这名士兵阵亡后，三天之后就又可以补上一名。但现代战争却不是这样，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解放战争中“即打即补，随打随补”的现象再也不复存在。在美军近几场战争中，一个班长五分钟内即可呼叫到航空兵火力突击，一个单兵两分钟可呼叫来地面炮火支援。

在美军设计的未来战争中，士兵只需敲击计算机键盘就可以达到攻击对方军事枢纽、破坏经济命脉等多种目的。键盘就是武器。鼠标即是炮火。这些都需要士兵具有高度文化知识。我曾访问过美军一个步兵连队，和士兵交谈。他们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维让我吃惊。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印度洋至太平洋，他们侃侃而谈，激昂得很。

军改既是中国军队“国际化”的过程，又是把外军先进经验“中国化”的过程。我曾提出“以美军为师”的概念，指的主要是精神层面和观念。此次军改，我们没有照搬美军模式。美军体制固然先进，但那是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产物，如果一味向美军学习，我们将会迷失方向。我军就可能犯“颠覆性错误”。一切拷贝美军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军改执行者的普遍心态。此心态，须革除。

反思各国军队近十几年的改革，基本上都有美军的影响和色彩。美军的改革是基于美国的国情。美军如此奔腾鱼跃前行，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欧文斯却认为：美军的改革太慢了。欧文斯指的是美军改革的步伐仍跟不上美国在全球扩张的步子。俄罗斯军队改革为什么走那么大的弯路？就是它照着西方特别是美军的模式改了六次，矛盾重重，得不偿失，最后以难以适应本国国情而告终。

中国军改不能脱离国情和历史。国情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国情。是历史创造了未来，而不是未来自己创造了未来。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一个黑洞，什么都会被它无情吞噬。丘吉尔说：“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向多远的未来。”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回报你一个相应的未来。譬如，美军的统帅部是直接指挥到单兵的，但它并不是强化集中指挥，而是逐步下放战斗的自主权。如果只看到统帅部直接指挥单兵这一点，那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美军的主旨并不是直接掌控单兵行动，而是践行德国军事思想上的精确作战、量化作战。这和中国昔日战时一竿子插到底的情形有着本质的不同。历史上蒋介石最爱干一竿子插到底的事。每次蒋介石亲自指挥作战，诸将领必头痛不已。结果只有一个：必败无疑。我军目前采用的是苏联军师团模式，指挥体系是适应于机械化战争的金字塔结构。

这种指挥体制应对现代战争特别是信息战争有难度，但固守本土，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又是有效的。看上去左右为难，其实这告诉我们：到了让你换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了。重新开始不等于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也未必不能重新开始。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历史是一部教科书。今天我们恐怕还是要有点毛泽东精神。这有点像钟表，可以回到起点，但已不是昨天。

马汉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除了具有便于进攻的条件之外，又坐落在便于进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时还控制了一条世界主要贸易通道，显然它的地理位置就具有战略意义。”地理位置决定着军事变革的方向。

我一直研究美军战略，发现它的军事部署始终沿着一条地理线展开：海湾、红海、地中海。这是人类文明的海上枢纽。这条地理线就是美军战略线。中国军改也必须考虑地理因素。中国这块地盘实在太好了。可以说上天过于眷顾中国人。中国的地理形状代表了典型的地缘政治家所描绘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征：主要是大陆国家，同时又有漫长的海岸线。尤其是西部，占据着全世界最高的地势。

过去的英国人、俄国人，现在美国人，都对这片高地垂涎不已。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军身影一直在这块高地附近闪现。过去，这块高地利于防御。今天，这块高地利于进攻。尤其是，国家已制定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军队改革必须适合国家战略的需要。当国家战略转变时，军事理论也必须转变。军改，必须服务服从于国家发展整体战略。

爱因斯坦说过：“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一定会使用棍子和石头。”战争形式正以龙卷风般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战争。我军很多将领至今还对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大规模超大兵团集群作战的经典战例津津乐道，还梦想着指挥这样的作战，但这样的机会还会有吗？永远不会有。外敌一旦打击中国，绝不会深入到中国腹地，与我军进行大兵团决战。

特种作战已是世界大势所趋。军事理论革命滥觞于美国。美军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我军跟着美军撵，永远也撵不上。我们必须对已经被美军革命过了的军事理论进行再革命。每一支强大军队的崛起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崛起都是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成长道路的结果。只可以超越，不可以模仿。高手比到最后，比的是自我。历史，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会打开其他的门。这启示我们，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让别人无路可走。

譬如，美军最早提出了信息战的概念。美军讲的信息战其实就是计算机战。全世界生产计算机中央处理器的三大公司都在美国。包括我军在内的所有国家军队的自动化指挥系统，计算机所使用的中央处理器，绝大多数是美国产品。这就决定了美国的独占性。在美国，聚集黑客最多的地方不是企业，而是美国政府。我把这种计算机战争称为“物质信息战”。打这个战争，谁能赢得了美国？那么，比照“物质信息战”，能不能提出一个“精神信息战”的概念呢？这种战争，信息主要用于人的精神层面，即用大量的主观信息干扰、破坏、降低乃至使敌方完全丧失思维识别能力，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溃不成军。相比较“物质信息战”的“硬杀伤”，“精神信息战”造成的作用是“软杀伤”。“软杀伤”不会比“硬杀伤”作用小。

新的战争形态已现。

（作者：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空军上将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