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被指「反黨」 共識網：把人打成“反党集团”者最終才是反党集团！
【博聞社】在北京市委旗下的千龍網給任志強戴上「反黨」帽子後，中共各級黨媒正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批任運動，大有文化大革命重演之勢。但同時，不少網民也冒着風險，以各種方式「挺任」，並警示中國正走向第二次文革，貼出諸多有關文革的文字供人思考。
以下是共識網2月25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全文雖未提任志強事件一字，但明眼人都能讀出，其針對的和想表達的是甚麼。
一、何为反党?
反党，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反对党组织”，而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又可以理解为“反对共产党”。谁反对共产党，是针对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 员，却含糊不清。历史上，“反党”又常常跟“反党集团”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特定称谓的反党联盟或者集团，比如“三家村反党集团”、“高饶反党联盟”等 等。实际上，按照中共党校郭德宏老师的研究，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成“反党集 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成“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而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 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认识，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 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
总的来说，反党、反党集团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的现象，是在大讲阶级斗争年代出现的特殊现象。
二、反党集团的五个时期
1、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从现有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
王实味
2、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也被称作“反党联盟”。后来这个集团逐渐扩大，形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在其他领域，还有一个“胡风反党集团”，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是建国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
3、1957-1958：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此时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是和全国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分不开的。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文艺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中央机关，都有一大批“反党分子”，各个地方的反党分子就更多了。
4、1959-1965年：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 治部主任的职务;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 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
5、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反党集团”。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
三、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以下三类。
1、彻底平反：如“彭德怀反党集团”、“习仲勋反党集团”。
2、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比如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虽然认为“五人反党集团”不存在，但是回避了王实味的问题，仍然认为他是有政治错误的，平反并不彻底。
3、仍维持原结论。比如“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但是近些年，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在史学界，对这两个反党集团的争议都很大。
四、“反党集团”与党内斗争模式
发生于1955年的“高、饶反党联盟”，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饶事件”的两位主角
“高饶反党联盟”开启了党内政治斗争的运作模式，此后的“反党(或反革命)集团”几乎都难逃此模式：
1、中央高层确定整肃对象时，先分别打招呼。打招呼，既是一种发动，也是一种试探。试探得到响应后，开会予以确认，然后再召开座谈会予以揭发。
2、用假想的另一个“司令部”、“独立王国”的帽子，不顾事实地株连，巩固假想的结论。
3、向某个领导提意见就是反领导，而反领导就是反党。
4、表态作为考核干部思想政治水平的标准，导致两个结果：批判者一哄而起，墙倒众人推;被批判者不表态认错，就罪上加罪。
“高、饶反党联盟”的定案，开启了1949年中共建国后党内斗争的一种范式，此后，“反党(反革命)集团”层出不穷，而上述的斗争手段也被继承 并逐步发扬光大。1955年上半年，党内继“高、饶反党联盟”后有“潘、扬反党集团”(后来加上饶漱石)，党外有“胡风反党集团”(后来很快变成“反革命 集团”了)，相互映照。其后，借着肃反的形势，“反党小集团”开始多了起来，譬如文艺界有“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适时产生，甚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 古典文学研究室，也是一个以聂绀弩为首的“反党的独立王国”。到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抓“反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到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则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错误的想法与做法，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五、打“反党集团”的经验和教训
1、“反党集团”界定的模糊性
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反党集团”的规定或界定。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界定，那就没有 限制了，只要领导人认为什么人与自己看法或行动不一致，就可以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把无数根本不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此外，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没有明确规定，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或机关打的。其中有中 共中央委员会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门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打的，有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县委打的，有国家机关或党组打的，有群众团体的党组打的，还有很 多说不清是什么人、什么机关打的。既然什么人、什么机关都可以打“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无法控制了。
2、尊重党员真正的民主权利
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斯大林的“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观点曾在党内风行一时，并写入四中全会的团结决议中。
从“高饶事件”到“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斗争，如果有什么教训值得记取的话，首先是党内的政治生活要按照党章办事，遵守民主集中制，党员有真正的 民主权利，被认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拥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其二是对人的问题做结论，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搞无限上纲，真正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去做，而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