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會：王毅談中興通訊遭美國制裁：損人不利己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才是你應該走的路

中國共產黨在世貿組織專門損人利己聰明嗎?

中国五千年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贴一篇我最近写的杂文：

读元朝诗人郝经《落花》有感

《落花》：彩云红雨暗长门，翡翠枝余萼绿痕。桃李东风蝴蝶梦，关山明月杜鹃魂。玉阑烟冷空千树，金谷香销漫一尊。狼籍满庭君莫扫，且留春色到黄昏。

因了这首《落花》诗，上网查作者的简介，耗去了好几个小时，便有了下面这篇读后感。

郝經（1223－1275）。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遼：（907-1125），金：（1115-1234）；元：（1206-1368）。比較一下這些歷史上朝代的年譜，再同郝經的歲月疊加起來，有的第一感受是，他真是前所未有的生于亂世，艱辛得可以—-能与之一比的大約就是這樣一代人，生于1900年后不久，又活過1976年。上網查找他的相關生平，卻意外體會到上個世紀80年代的大陸知識分子，歷史學者，在交代他的生平時，竟然有過難得的輕松與大而化之，并不在意走筆時是否觸犯了意識形態的天條，或被呵斥、敲打了別人恩施給自己的飯碗。我今天提及這點，并非欣賞他們有過的那段時光，只是說讀文字帶來一點感受，看看如今若赶时髦，我该如何提高自己的警觉。

說郝经“生於金末亂世”， 像是該說“北宋末年”， 1223年冬，郝經出生于許州臨穎縣的城臬鎮。1214年，成吉思汗的蒙古軍馬踏風雲席卷南下，郝经祖父郝天挺率家人逃離太行，至淇（縣）衛（州，即新鄉）；又渡過黃河來到舞陽。不日，郝天挺病逝。1220年，天挺之子郝思溫與賢妻許氏，背負父親骨骸回到陵川老家安葬、守孝三年後又渡河南下，于1223年冬，生郝經于許州臨穎縣的城臬鎮。即便是生在了當時金的地盤，看他一家三代逃難的堅定，也該說是生在“北宋末年”（不在后來的南宋地盤，就不能說是南宋人嗎？）否則，當今中國革命青年，一聽香港青年說是“香港人”就憤怒，一聽臺灣青年說他們是“臺灣人”就罵“臺獨”，所以對郝经如此行文怕是要拿起筆作刀槍了。現實終究不能離開歷史太遠。我若生在1949年10月1日前，那就斷不敢說自己生在新社會的。如今世道，學歷可以假到廟堂，江湖上“新、舊”卻是一定有人舉報的。

這樣說，好處便接踵而來。一如我前面提及的老一代，在“新中國國慶多少多少周年”的大話前，是連自己當了至少兩代亡國奴的恥辱都一掃而空的，只籠統地歸入“舊社會的殘渣余孽”。對 郝經而言，來到世上“兩年後金亡”， 郝經便不必成了第二次的亡國奴。而且北宋亡了，南宋又出來了，雖是小朝廷，終究是朝廷，您得認同，至少它有它的王法，用現代術語，它有“憲法”，這就相當現代了，雖然它更有它的特色。此時的郝經“家貧，晝則負薪米為養，暮則讀書”日子十分艱難，但終究是有國藉之人，你看他家族竄來竄去，可曾受到“海關”阻攔？我就不提-比如劉賓雁了吧？後來郝經“讀書萬卷”，卻成了“元代”名儒，只因把他說成““生於金末亂世”，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郝經是位學者，也是一位“道濟天下”的官員，史說他“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蓋亦鮮矣”。一個元朝官員，又不是自己是皇帝，卻能得“道濟天下”的歷史評語，就現代中國官場評定而言，不可思議，会功高震主，像是暗示当今的元首不及古时同类的掌控大局的心思与肚量，但古时也多了去杀戮开国功臣的，良莠不齐。以前是圣旨，如今的官場時興“語錄”，一個領袖，一個頭腦，一個主義。文革時陳伯達正火時，知道他當年寫過一本書，如此攻擊蔣介石，便特地找来读过，言之有理；等他完蛋了，批他時，說他搞的就是這一套，連帶林彪的“天才論”。如今則摻入家庭的溫情，喜歡直接叫“大大”、娘娘了。可郝經不是元朝核心，這就豈有此理。盡管对他的评定經得起史實檢驗。當然，這種史實是只能上個世紀80年代的學者才會去考究的。如今不得“妄議”，便能節省了許多60以降的当今依然在党给的饭锅里要肉吃的知識精英的寶貴生命，去做更多有益國家將來的事。我這里說說，自然偏於“文學化”，屬于“忽悠”類的。

考證他，說他“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蓋亦鮮矣”，就不得不提郝經的【河東罪言】。

20世紀90年代由白壽彝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在記述郝經的文篇中講到了“四上國策”，而首先提及郝經上書的《河東罪言》。辛亥（1251）年春，29歲的郝經在順天府（今河北保定市）賈副元帥家就教，一位陵川道士，赴燕都赺全真道老巢在燕?上香朝拜，過保定時，向郝經哭訴了家鄉百姓深受蒙古官僚壓迫而流離失所的悲慘景象。頓時，郝經怒發沖冠。他的祖父郝天挺可是“金元之際著名文學家元好問”（？）的老師。當郝經聽了家鄉道士的苦訴，不光是淚水淌流，又火冒三尺，在《送鄉叔道士申正之序》中，將那些蒙古暴君比作刺猬。“則猬（刺猬）起而疾（毒），視嘩（囂張）而攻之”；老百姓當“默（暗）而陷（陷）之，必使之顛踣跌倒（僵死）壞亂而後已。”接著，郝經憤筆寫下了《河東罪言》，冒著不測的風險，上書給蒙古統治集團，有曰：“河東土產，菜多餘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只得“折損價值，貿易白銀以供官賦。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為器皿，萬里輸獻，則不負王府也。”老百姓更難：“又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黃金，十倍其費……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子各徵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為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監督。”“人們荒空蕪沒，盡為窮山惡水，而人自相食也鸎”。出人意料的是，忽必烈沒有責罪郝經，反而召納郝經于王府。（1256年）正月，郝经觐见还是藩王的忽必烈、开始了追随忽必烈建功立业。

我這樣轉述，還真覺得郝经若活在当下，定會招人舉報。如今國內憤青時時譏諷香港青年鬧事時，總立馬把他們扔回給“港英殖民當局”以示羞辱的思路。絲毫不顧及他們倒是生在紅旗下，大都在97之前后才呼吸到香港干凈空氣的。

原來是，忽必烈他深感這份“民書”血淋淋的分量，“民失，江山倒”！忽必烈1260年3月登帝位，立即頒發政令，革除了蒙古諸王直接向種地人徵稅的權利，大大減輕了北方人的負擔。郝經的《便宜新政十六條》成了建立與改革蒙元法制的基礎。“妄議”并非自古絕跡，反而能讓禮讓“妄議”的帝王—-即便是異族帝王博得個“出人意料”的讓人世代驚詫與佩服。

匪夷所思。搬出孔夫子的譏諷卻睿智的一句話：所谓“蛮貊之邦兴（行）者，信其然欤？”至于“行”什么，孔夫子有他的所指，卻不懂他死后，那內涵早早超出他能想象的，而且反轉過來成了譏諷：“非蛮貊之邦兴（行）者，焉信其然欤？”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自然也得注意别把话说过头了，成了另一种“妄议”。所以，就再举个例子。【英译大家诗六十】是涉及到元朝的 陈孚(1240-1303)， 同郝經（1223－1275）相比，陈孚晚生了17年，但多活了11年。郝经在南宋监狱里一待16年，虽然能在监狱讲学，终究52年的生命，除掉幼儿的四年计算，便耗掉了整整三分之一。当29歲的郝經辛亥（1251）年春上书【河東罪言】时，陈孚才11岁，当郝經效力的忽必烈1260年3月登帝位时，陈孚才20岁。所以不同于郝经，对这个元朝皇帝陈孚是没有选择权的。但他的读书入仕，还是有点味道。

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陈孚以布衣之身，将其所作的《大一统赋》献给朝廷，受到青睐，授临海上蔡书院山长，任满后升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擢奉训大夫、礼部郎中。南宋灭掉是在1279年，所以他的《大一统赋》该是更大的“一统”论。我要找个比喻的话，或许当今的“一带一路”的气魄可以比比。

元朝皇帝是很懂良才要用到刀口上的。元至二十九年(1292)，朝廷任命陈孚为五品副使，随梁肃出使安南(即今越南)。至元三十年(1293)正月，陈孚等至安南。

这就有了元朝陈孚的“中国故事”：

按当时安南接待中国使者礼节，安南世子应开中门，亲自前往郊外迎候。但是，安南世子陈日燇却以丁忧为由，派”陪臣”，开边门迎接。陈孚对安南国这种不友好、不礼貌的行为，极为气愤，立即返回使馆，连续给安南世子写子三封信，指出这种不友好的行为是错误的，迫使对方按正常礼仪接待，从而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可见此人并非写篇文章就滥竽充数了。

谈郝经时，读者或许会觉得元朝统治者智商不错，但终究元朝不是汉人的政权，一如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领不会是新疆人、西藏人、或朝鲜族的一样。陈孚出使安南，未尝辱命。按常规回国后应委以重任。但当时蒙古统治者施行高压政策，人分4等:一是蒙古人，属自己人;二是色目人，指近东及中东-带较早与其合作的人;三是汉人，指原金朝统治区域而归属较早的人;四是南人，指南宋统治地区最后被征服的人。陈孚是南人，当然不能重用。信奉血统论的，信奉者是什么血液不重要。一如陈孚一生下来其实已经是元朝，却因为认他的那块土地归属最晚，即便早过他生日，依然被从“汉人”族里剔除出来，成了“南人”。这很类似新中国的成分划分理由对于那些生在新中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也让这些年轻人下一个等级，也很有当今大陆愤青把香港年轻人归入港英殖民地余孽的风范。

所以陈孚先后只任翰林待制及建德、衢州、台州三路治中(相当于这个地区行政领导的第三把手)等职。

但是，陈孚依然是一真男儿，德性与德行同郝经。大德七年(1303)，台州大旱，百姓无食，路上常有饿死 者，不堪目睹。这时，陈孚就如实将台州的灾情上书江浙行省浙东元帅脱欢察儿，要求”发粟赈济”，但是，脱欢察儿贪渎成性仍”怙势立威不恤民隐”，并威胁下属州县，严刑镇压不满的人。这时，陈孚拍案而起说:”使吾民日至莩死不救者，脱欢察儿也。”于是，他就敢“越级上告”，向宣抚使上书，控告脱欢察儿”不法蠹民”的十九条罪状（就这种胆气，中国只有现在的访民可以与之媲美，而中国执政党，怕是体制内至今无此男儿）。接着，宣抚使查实了脱欢察儿的罪行作了严肃查办；并命有司”发仓赈济，民赖以全活者众”。

陈孚，却为解决台州百姓赈济问题，日夜奔波，积劳成疾，-病不起，卒于台州路治中任上，终年64岁。

你看，元朝并非只是有个头脑清楚的皇帝，中层官员也是精英有的。想想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吏治，没有一个敢开仓赈济，救民于水火。呃，现在有了；但又有了借机拆百姓房子的新嗜好。

就汉族皇家历史，此类举报或上书，鲜见“出人意料”的結局。彭德懷1957年的盧山會議上上萬言書，沒有如此好運, 十多年后終于冤死監獄。緬懷文革一個小年輕，遇罗克，因一篇《血統論》而遭毛周体制槍決，一個芥末般的血案，小归小，如今依然敏感。还要提及“党媒姓党”？这脱口秀正迎来忙不迭的不同角度的修饰与解读，我看不如免了好。一如没有了“妄议”，大约收益與損失，是一半對一半。這個民族還是心中有數的。一如買股票，買了就有贏有輸；不買就沒有交易，没有交易就無從談起输赢。呵呵！

可元朝这个其实是书香门第出身、父亲是宋朝大儒的知识分子，他的学问自然是要往下做。于是郝經便成了忽必烈的儒臣。郝經的《七道》，《東師議》等奏文中的“仁政強國制勝”論，激勵著忽必烈。“鄂州之戰”，任命楊惟中、郝經為“軍紀督軍”的長官，指揮督察戰地蒙軍，法規很嚴。結果出現了“渡江不殺降，百姓皆安堵；羊羅到武昌，相望兩舍許……通衢萬家市，巴商雜越旅”郝經《青山磯市詩》的喜人景象。

《人民日報》1983年11月7日5版發表題為《中國蒙古史學會學術討論簡介》的文章作了如下評述：

在宋元戰爭初期，蒙古國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是掠奪財富，滿足經濟上的貪慾，到忽必烈時，宋元戰爭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郝經較早地提出了“漢法”主張遷都燕京，與南宋議和，偃兵息民等，均為忽必烈所接受。不管在實行“漢法”等問題上，蒙古統治者內部鬥爭怎樣激烈，但忽必烈還是接受了“漢法”。他多次下令禁暴行，使蒙古軍基本上停止了擄掠與濫殺。忽必烈能順應歷史趨勢，終於統一了中國。

我忽然想，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的輝煌，大抵是即便外族入侵，用刺刀與屠殺推翻了当朝漢人皇帝，但只要最后接受“漢法”，便算能“順應歷史趨勢”，中國便依然“統一”。那時，即便戰爭，戰爭的性質也已經發生了變化。这种看法，很有“君为轻”—-当皇帝的是哪族人，自己并不能左右，那就看能否有“汉法”使“民”百姓安居乐业才是至关重要的。这认知，很有利于当今治国的统治集团，忠心耿耿於西方马列主义，似乎也不该讥讽他们是背弃了自己中华民族。近年来，执政党似有似无地在自说 “本土化”，这较“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要接地气，更融入、更微妙些，并非只是“当窗理云鬓”时面貌的调整。

中统元年三月二十四日（1260年5月5日），忽必烈在开平登基称帝，任命郝经为翰林侍讀學士，皇封文館大學士、郝經奏章的《立政議》向忽必烈講出了“斂赺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的請求。四月初十（1260年5月21日），郝经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以國信大使身份赴南宋议和，要求宋朝履行鄂州城下之盟的承諾，“為得解兩國之鬥，活億萬生靈”。郝經沒有聽從保定父老鄉親“承病勿行”之勸，置生死於不顧，接受了忽必烈“翰林侍讀學士”的封詔，充任國信大使，于1260年4月赴南宋議和。九月抵达南宋后，宋丞相賈似道生怕敗露他1259年冬在鄂州前線向蒙方承諾納幣稱臣的投降真相，而囚禁郝經一行于真州赺今江蘇儀徵市?竟達16年之久。郝經本著“偃兵息民”的強烈願望，上書宋主達數10萬言。有曰：“親仁善鄰則治，締怨連禍則亂，無出此二者。自非大亂滅亡，一彼一此徒以弊民鸎”但賈似道不報，真乃是“萬言修好安南北，一片赤誠付東流”。郝經在獄中“講學不輟”，至元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1275年3月27日），贾似道派總管段佑禮送郝经、劉人傑等北还。三月，元世祖得知郝经正在回大都的路上，并且得了病，派遣近侍太医前往路上看望。

史载：一路之上沿途百姓对郝经的气节风骨佩服不已。

这可是七百多年前古人写下的民心民意，今人再如何感冒，都奈何不了当时有过的场景。

四月，郝经抵达大都，觐见元世祖忽必烈。世祖慰劳良久，赐宴并赐坐商讨国家大事。至元十二年七月十六日（1275年8月9日），病逝。封冀国公，谥文忠。。明清之際三大儒之一的黃宗羲，在《論文管見》中講：“郝陵川之處真州，……其言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啊！”

若要理解，中国在没有接受西方送来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前，人们如何评价皇朝更迭，如何评价对皇朝历史的兴衰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物，郝经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可以用来测试中国共产党将来“本土化”后的意识形态许有的洒脱。

悉尼 进生09、03、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