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中國經濟出路何在？隆国强：向上突围别無选择 ！

【博聞社】最近兩年中國經濟向下走的趨勢，引起世界經濟學界關注。由於過去十幾年中國經濟引領全球，儼如世界經濟的發動機，現在發動機出問題，自然令機上乘客恐慌。中國經濟出何問題？有救還是沒得救？以下是中共官方一位權威學者的解答。

50歲的隆國強現任中國政府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大經濟學博士，2007年曾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解《擴大對外開放，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長期從事中國對外經濟政策的研究，是中國政府頂級經濟智庫，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影響。

本文原刊《社会科学报》。

《社会科学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似乎走到了一个最困难的时期，人口结构、资源环境、实体经济、对外贸易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浮现出来。我们看到，包括IMF、WB、UN、OECD在内的许多机构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都表达了忧虑，国内一些研究报告甚至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增大。您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判断是怎样的，其潜力和空间如何？

隆国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行提出来的。二战结束以后，全球有五六十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实现了经济起飞，但当它们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真正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有13个。实际上，任何一个收入区段都有“陷阱”。低收入国家的陷阱就是可能根本不能“起飞”，高收入国家当中，也有类似日本这样的“失去的二十年”。我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全球的平均增速快，我们就会逐步接近高收入水平。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寻找什么样的增长动力，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将潜力发挥出来。中国国家大，韧性足，调整和回旋的空间大。无论从供给还是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

首先，我们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一个穷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其实是很困难的，它没有必要的积累。相比低收入阶段时期，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有了比较强大的产业基础，基础设施在全球来看也是比较好的。比如我国已经形成了高铁网络，发达国家的高速铁路都还没有成网。再比如，我国的电信和通讯网络也是相对比较完善的。我们看到，很多国家还受困于公路、铁路、电等基本条件的缺乏，但这在中国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其次，我国储蓄率很高，资本比较充裕。一个较小规模的经济体可以主要利用外资，而大经济体则必须主要依靠本国资本。中国的储蓄率很高，有比较充足的资本进行投资。有一个经济学指标叫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反映增长的边际投资率，我们的ICOR达到了5，即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投资要增长5个百分点，这是很高的，一般的国家都只有2左右，这说明我们的投资效率不高。投资效率过低会积累风险，因为投下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所以，中国目前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但我们至少具备充裕的资本。另外，我国还拥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优势条件。

第三，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我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确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国劳动力总量已经跨过了峰值，单2015年劳动人口就减少了487万，还有与此相应的人口老龄化率和抚养比上升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素质也在不断改善，每年有几百万大学生毕业，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

第四，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追赶的空间也比较大。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这意味着存在巨大的追赶空间。发展中国家可以将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的发展历程，压缩在几十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发达国家从电报到固话到模拟式移动通讯，再到数字通信经历了一百多年，而我国几十年内就从电报时代进入了4G通讯。开放是发挥后发优势的必备条件，封闭起来只能在黑暗中探索。

最后，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给我国带来巨大机遇。信息技术会催生很多新的产业，比如微信、嘀嘀打车，都是互联网催生的新产业。信息技术渗透力特别强，几乎没有边界，能够和其他所有产业相结合。因此，它还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带来新产品、新业态，形成新的竞争格局。比如汽车行业，长期以来就是由几大跨国公司所主导，在传统业态下，要打破这个格局非常困难。但是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得以异军突起，包括谷歌、微软这样的科技公司也开始造汽车。这给了后发国家的企业新的机会。

这些内外部因素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关键问题是能否将这些潜力转化为动力。改革开放后，我们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其创造的价值会增加10倍，现在还有4-5倍。我们的城市化率现在是56%，如果达到70%，整个经济的效率还将大大提升。

同时，现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自身也有巨大的效率提升空间，中国现有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相比差距非常大，哪怕达到美国的一半，都将带来巨大的效率进步。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不断演进，高效率部门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比越来越高的过程。所以，现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高效率部门形成国际竞争力。

《社会科学报》：要素在部门间转移和效率提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找新动力的过程。目前的问题是，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到底怎么做依然不明确，原来依靠土地出让、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来拉动增长的游戏已经有些玩不转了。您预计新的增长将出现在哪些领域？

隆国强：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1978-1998）主要是发展轻纺工业，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补课”。到了1998年，我们也遇到产能过剩问题，出现企业倒闭、工人下岗，也提出寻找新动力。经过一轮调整，产业的集中度大大提升。此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汽车释放了强大的动力，带来了“黄金十年”。目前，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又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再次面临转折。

新的业态将在哪些领域产生？没有人能够事先规划好，必需要靠市场去摸索。第一轮发展的一些典型路径，比如广东模式的“三来一补”，浙江模式的个体经营、块状经济，江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第二轮搞钢铁、石化、基建等都是地方摸索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可以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但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国家的路径是不同的。按照产业发展的自然规律，一个国家的产业一般会从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路径发展。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的IT产品出口国，似乎已经没有了上升的空间，但打开每个产业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升级和追赶的空间大得不得了。一台苹果手机中，芯片、软件、存储器、屏幕、电池等高附加值部分都不在中国，中国只能获得其中3%左右的组装价值。我想，十年以后，这些高附加值的环节都会有中国企业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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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突围，中国别无选择

《社会科学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长期以来有“三驾马车”之说，其中外贸是重中之重。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一是发达经济体由于增长乏力导致的需求下降；二是我国本身的产品结构和价格竞争力下降；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多边贸易协定（特别是WTO）作用下降，区域性的或双边贸易框架凸显，而这些框架有的是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最明显的就是TPP；四是贸易摩擦和贸易风险上升，比如地缘政治危机、反倾销、高铁港口等基建合同的毁约等，这方面主要体现为“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在您看来，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黄金期已经过去？

隆国强：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但是，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贸易自由化等制度性环境也并没有出现总体性的倒退。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大概只有不到一个百分点。历史上看，中国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全球经济低迷导致的外需不足，比如，从1997-2003年全球贸易持续低迷，但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将近30%。因此，这些问题都不是造成中国目前对外贸易困境的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在曾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域正在失去竞争力。

我们现在的境地可谓是“前有狼后有虎”，向上提升产业和产品结构面临发达国家的压力和阻力，而在身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又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追赶。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无非这么几种选择：一是像沙特等自然资源丰富国家那样卖资源，中国没有这个条件；二是像过去那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我们在这方面正失去竞争力；三就是卖资本、技术密集产品和服务。

其实，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向上突围，提高自身竞争力。中国就像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退回去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向上突围，归根到底要靠创新，既包括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也包括企业的中微观制度创新。

《社会科学报》：其实，政府和企业并非不知道创新的重要性。过去我们也曾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投入巨大资金去试验创新的路子。您认为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可以做什么？

隆国强：首先要明白，政府可以引导创新，可以帮企业出主意，但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不同企业在创新方面有不同优势。大企业的优势是具有雄厚资金，可以迅速将创新产业化，集中人力攻克难关，更加适合于集成创新，比如高铁技术的引进-吸收-消化到再创新，主要是在国企完成的。小企业则非常灵活，善于提出New Idea，特别适合于市场化程度高、瞬息万变的行业。

创新的生态环境包括软硬两方面。硬的方面就是创新的基础设施，比如便捷的交通和通讯、科学实验的设备、人才等；软环境则主要包括法治、知识产权保护，还有金融、文化等。除了上述外部制度创新，企业和科研机构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也很重要。另外就是支撑创新的服务环境，比如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企业有了新想法，想做成样品，在深圳很快就可实现，因为那里有成熟的制造业配套，而在香港就不容易实现。

在营造创新环境方面，深圳其实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深圳方面曾经表示，政府既不是运动员，也不是裁判员，而是服务员，当企业创新有需要，政府就给他们解决问题。我想，这个说法很形象地说明了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和作用。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可以对照这些方面找差距，补不足，该改革的改革，该投入的投入。

谈

两会与智库的担当

《社会科学报》：今年的全国“两会”正在进行，其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审议“十三五”规划建议，关于这份规划建议，您比较关注哪些内容？

隆国强：和前面几个五年规划比较，“十三五”规划特点很突出。首先，“十三五”规划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收官规划，许多指标都是刚性的，比如扶贫，中央提出要解决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那是刚性任务。

其次，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需要指明在新常态下怎么寻找新动力。第三，这是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的五年规划。原来的五年规划更加注重GDP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展，这个五年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这五大理念是不可分割的。创新解决的是增长新动力的问题；协调主要是针对城乡矛盾等原来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绿色解决的是人和环境、资源的关系问题；开放是在大国崛起的新背景下、竞争力升级的节骨眼上谈开放；共享是为了解决公平问题，更好地让百姓平等地分享发展成果。所以，这份规划，不仅强调效率，也强调公平，要综合考量。

《社会科学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最重要的国家级智库，也是25家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在国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谋划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国家举办的智库，我们实际上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学术研究机构，一定程度上又是重要的国家事业单位，前者要求独立和原创性，后者则讲究政治，偏重于阐释性。在您看来，如何平衡这种关系，保证智库的公信力？

隆国强：国际国内的智库在功能上是有共性的，其最基本的功能是“资政”和“启民”。

第一个就是研究公共政策，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这方面，中外智库莫不如此，只不过由于各国决策程序和方式不一样，智库资政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美国议会比较重要，所以美国智库就需要更多地同议会打交道，通过说服议员、影响立法的方式来影响公共政策。中国是以党和政府为决策中心，智库就主要是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服务。

第二是“启迪民智”，影响公众。长期来说，随着人类的进步，会出现一些重大的革命性的观念变化，这些观念上的变化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政策。比如，上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好多人并不接受，但20年后，绿色发展成为了人类共识。新的思想提出来后，要通过出版、演讲、论坛等各种手段去影响公众，为政策出台营造舆论环境。

短期来说，一个政策出来，会面临各种嘈杂的声音，特别是信息时代，大家都是自媒体，有时候一些外行的声音比内行的影响力还大。因此，智库应当运用其科学性、专业性，告诉公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对的，解释清楚政策出台的真正含义。

智库的影响力很重要，但影响力的基础是公信力，而公信力则以科学求真为保障。智库成果的科学性主要靠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来保证。智库的独立性则涉及到立场。各国智库都有立场，其实就是为谁说话，为谁服务的问题。

中国智库的独立性，不是说与党和政府切割，而是要和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切割，要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当然，这不是说每一个政策都能让全民平等受益，但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我们必须考虑政策的平衡，让在某些政策下受益较少甚至受损的群体，能够在其他政策下得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