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告密文化的榜样：北京数万大妈刺探民情

【博闻社综合】在中国首都北京历来活跃着一支由老年妇女为主的业余治安队。中国媒体说，她们为维护北京社会治安做出了贡献。不过也有批评者认为，这种职业告密群体是专制统治的产物。

北京的大妈们，不仅会跳广场舞，热衷炒卖黄金地产，还是北京警方的重要工具。《北京青年报》7月23号报道说，近年来住在北京的多名网络大V、明星艺人嫖娼和吸毒因群众举报而被警方抓获，举报有功的北京“朝阳群众”被戏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队。而在北京中心的西城区，以大妈为主的“业余情报组织”也战功赫赫。北京西城大妈“治安员”有七万多人，其中登记注册的有五万多人。她们日夜活跃在大街小巷和交通要道，不放过任何可疑情况。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说，这些以红袖标、红帽子或者红马甲为标志的大妈治安员，仅在今年前4个月，就因为举报犯罪线索获得了56万人民币的“奖金”。她们去年全年所得奖金总数则达209万元。

在美国的中国问题评论人士李洪宽表示，中国大陆这种官方组织的民间告密网络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没事就刺探别人的隐私，盼着出点事儿，好去举报。这是从文革以来中共发明的一种告密举报制度，是一种中国特色。”

以金钱奖励举报犯罪线索古今中外都不罕见，甚至是很国家警方破案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李洪宽认为，北京大妈侦缉队模式不仅举报刑事犯罪，更多的是针对当局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她们甚至会刺探普通访民以及当局不喜欢的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在法律层面存在很多问题，

“在严格的法治社会，这种事情可能很难获得法律的批准，他们举报十个案件可能有八九个是错的，这可能没什么，但却给别人带来很多不便。”

有网民表示，北京的这种万民监督刺探别人的机制折射出当年文革的影子。一个民众互相监视的社会，付出的代价是人与人之间丧失起码的信任。政府鼓励告密，奖励相互监视，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北京市有18个区县，如果每个区县都有五万业余的监视告密队伍，则将有近百万自愿告密者，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他认为，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可能有真正自由和幸福。

告密，几乎全世界各地都有，比如前苏联以及原东德，但是，告密文化如此盛行几千年却只有中国才有这种特色。前不久毕福剑在私人场合的言行被曝光，是不是对他个人隐私的侵害？这种曝光乃至揭发私密言行，并以其定罪的做法，为何在中国被接受乃至鼓励？对于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环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每个公民都有私人空间、私人活动、私人话语。侵犯其私人空间，就是侵犯隐私权，属于侵权行为。告密文化，来自中国专制传统，到中共，发挥到登峰造极，尤其文革。如今，让高校学生互相监控，让高校学生监控、举报老师，更有共青团中央公开招聘千万五毛，所谓“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将中国的告密文化推向极至。反映了当局深重的危机感。

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认为，由于党国通过鼓励告密和日常监控制度化来掩盖政府制造的谎言、压制民众的不满，所以，虽然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告密不好，但社会上并不排斥告密行为。而在美国，小学老师会注意区分telling（情况报告）和tattle（打小报告），前者是为了让他人免于麻烦（如某小朋友的安全有危险），后者则是让他人遇到麻烦。美国老师往往会教育小学生，用告密让他人陷入麻烦，是道德上错误的；而中国人当中却有不少人故意通过告密来诬陷他人，以达到卑鄙的个人目的，这些人是不道德的党文化和告密制度造就的劣质品。

所有共产党国家都依赖监控和告密，这样来形成政治恐怖，迫使老百姓顺从。毛时代以革命划线，鼓励举报反革命，告密深入家庭内；胡赵时代，广泛的告密受到抑制，但秘密线人仍然在行动；江胡时代，告密开始全面制度化，深入校园、教室；习时代，网络信息员全面开花，网上匿名告密蔚然成风。长期延续的告密文化把中国社会的正常道德标准彻底瓦解破坏了，卑劣行为得到奖励，是非被完全颠倒。当党的一代又一代干部从政治积极分子当中培养出来，而年青的积极分子的政治前途又是从充当告密者开始，政治精英群里就充满了人格卑污的人，正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经济学家何清涟表示，告密者各国皆有，但只有极权专制国家才会形成可可耻的告密文化。中共的告密文化是苏联克格勃制度与明代厂卫制度杂交而成，但更多一些极权文化基因。毛时代的告密者得到的报酬是计表现分，视告密者所处位置，给予积极分子、升职、参军提干招工招生等各种优待，现代则通过经济报酬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告密者网络。

（据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