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知名出版人劉達文與中共國安公安較量內幕
錢度佳
「銅鑼灣五子」先後變身大陸懺悔型「電視明星」（桂民海上《央視》，另四位登《鳳凰》）後，三月四日和六日，書店職員呂波、張志平前後腳「保釋候 審」返港，看似低調實則高調─ 低調者當事人拒絕並成功躲避一切媒體採訪；高調者消息由警方新聞部公佈，昭告天下，被指意在為赴京開會的港區人大、政協諸君「減壓」。
警方分別派員與呂、張會面，二人異口同聲，既謝絕特區政府或警方任何協助─ 因為「人身安全無問題」，又堅拒透露相關詳情，同時執意要求警方將其「失蹤案件」銷案─ 人都回來了，還失什麼蹤？
為何他倆率先獲「釋」？ 坊間傳聞是，二位的太太、兒女均為深圳、東莞「戶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諒爾等吃了豹子膽也不敢「胡說八道」。而另一位林榮基先生，雖然在《鳳凰》上悔恨交加，但家眷乃港人，沒有絕對把握誰敢放虎歸山？
所以「固樁」功夫需些時日。筆者問劉總編輯「點睇」，他答：「或許吧。」滿臉「唔關我事」神情。
而再早幾日的二月二十八日，隱形大股東李波（公司註冊在其妻名下）獨自接受《鳳凰》「三堂會審」，面對大陸「澎湃網」、香港《鳳凰》台、《星島日 報》記者，滿臉僵硬強笑，以純正粵語侃侃而談。要旨是：自己是自願地「以偷渡方式返回內地」，以協助官方調查桂民海及書店員工涉嫌非法經營案。絕未受到任 何人脅迫，更絕無內地公安「跨境執法」情事。
但人們對此會回憶起影視中黑社會的脅迫受害者的情節。
至於為何連老婆都不能講（ 害得她「在別人挑唆下」向港警報案）、回鄉證都不能用而必須要在朋友幫助下「偷渡」北上呢？ 他的解釋是：一切為了低調、再低調，悄悄地去悄悄地回，力求秋水無痕，來去不留行蹤：
「我就想偷偷地回內地盡快解決公司問題，然後再偷偷地回港。不想讓外界知道，也都不想留下出入境記錄，因為回內地配合司法調查，需要指證一些人，我很害怕這些人或者他們的家人知道之後，會對我或者我的家人不利。」
如果是李波而不是「李波」真的想回大陸「協助調查」，那該「走正路」，向老婆告別後即通過海關回大陸，「協助調查」後輕輕鬆鬆回香港，這樣做神不 知鬼不覺，親戚或鄰居都不會有人知道李波去什麼地方。但現在，「李波」卻「欲蓋而彰」— 因不想人家知道而「偷渡」返大陸，結果搞得滿「球」風雨，全世界都知道了！這是因為李波蠢還是「李波」蠢？
筆者推理，李波眼中的「這些人」並非已經身陷大陸的桂民海等四子，也絕非他素昧平生的香江黑幫毒梟，只能是本港的出版同業。那麼，雖說銅鑼灣書店暨巨流傳媒佔了政治書刊半壁江山，但尚有數十家書商努力經營中，而劉總的「夏菲爾出版社」也曾佔有一定份額。
「劉生，李波要提防的『這些人』是不是也包括你啊？」剛剛還「唔關我事」的劉總瞬間變臉，勃然大怒：「早收到風了，說是審訊中爆了我很多料，很多 口供對我不利，恐嚇我要識做、好自為之。好啊，李波有回鄉證不用，我連回鄉證都無，我同意，請公安把我綁架回大陸，讓我和他們對質好了······ 我是這樣當面對『中間人』廣東國安廳朋友要求轉達的」這就是標題「懇請綁架」的由來。
二月號《前哨》的《嚴正聲明》、三月號的總編輯專訪（《強力部門非法恐嚇〈前哨〉始末》）刊出後，劉達文先生收到了不少慰問函，致函者包括幾位中共中、高層幹部，真情關懷中不乏憂心叮囑—鎖緊門窗、結伴而行等等。
但劉總始終保持「未驚過」的「舊常態」，因應書店事件台前幕後諸多新發展，他意猶未盡，再次讓筆者對其進行「自家專訪」。
答問前，劉總先朗聲讀出林煥光對李波案的評論：「······希望相關負責人或者機構，盡快公開李波等人的狀況和前因後果······若這件事在程序上有錯誤，要確認及學習到不要再犯。」他表示非常讚賞這位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確認錯誤，自然理應道歉了。」
「昔日土匪在深山今天在公安」
然後調門一變，辣味四射地「唱」出一段大陸民謠：「昔日土匪在深山，今天土匪在公安。公安不辦案，罪案少一半。」強調：「這可不是我編的，大陸一份政法刊物上公然登載的。」
劉總亮出一份內地報紙：「我給孟建柱的公開信，大題《東莞公安黑警化》有錯嗎？ 你看，三月八日報紙，『東莞市南城區新城派出所一名曾姓副所長，前日在新城派出所內上吊自殺，同事發現後即行急救但已腦死亡······』要知道同一派出 所，三年內這已是第二個自殺身亡的副所長，全南城區計更有三名副所長輕生。」
他認為，無論是東窗事發畏罪自裁，還是無力抗拒上級貪腐絕望輕生，都證明東莞公安的「黑警化」已形成不可抗拒的主流。其實不止東莞，全省、全國的公安大同小異，孟書記再無得力措施遏止這股滔滔濁流，如何向破格重用自己的習總交代？
筆者提醒：「扯遠了，專訪的是你劉總噢，還是圍繞書店事件餘波，圍繞與你相關的脈絡展開吧。」劉總開宗明義，撂下幾句話：「強力部門，無膽匪類而 已。既無膽給我發回回鄉證，又不敢綁架我回內地，更不敢隨同國安到香港與我對話，只會躲在陰暗角落對我造謠、污衊、恐嚇。」
然後再次梳理非法騷擾員工事件後，與國安的三次「溝通」流程：第一次大概發生在十二月底，國安的反應一是撇清─ 唔關我們事，二是難判真假的「扮唔知」。劉請他們轉達向公安的兩個要求：道歉和歸還問訊筆錄。
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一個多星期後（一月初），口氣驟變，稱公安好嬲（粵語憤怒、氣惱），有人說你是他們（銅鑼灣五子）的旗手，暗示劉逃脫不了責任······
劉總回答國安：「林彪都是毛澤東培養的。他們離開《前哨》後幹的事要我負責嗎？」筆者插上一句：「可不是，阿海是二○一二年離開《前哨》和李波另 立門戶的，呂波、張志平供認的境內非法售賣四千餘政治書籍，是二○一四年十月至二○一五年十月這一年之中幹的，而二人分別於二○一二年五月與二○一四年十 月被阿海、李波『挖』走的。干《前哨》何事？ 干劉總何事？」
劉總憤憤續言：「一個道歉這麼難嗎？不道歉還更造謠恐嚇？我跟國安說，不要說我沒預先警告，我要爆料了！」國安回答：「我們幫你轉達，但稍安毋躁，請收到他們的答覆再說。」
等了一個月，第三次「溝通」發生在今年一月中旬。公安似乎從審訊中掌握了什麼「致命武器」，國安對劉言：「他們更嬲啦！你知道了，他們幾個進去 後，聽說爆了不少料，分分鐘連累你。人家還收到消息，說你趁李波被拉，不斷收復『失地』，而且不斷擴大地盤，加快出書進度。何去何從你好自為之。」自然提 都不提什麼道歉、還檔之事了。前面所說叫公安綁架回去對質的話，就是在這時與國安說的。
劉總耐心幾盡，一月中旬決定在即將出版的二月號《前哨》強勢表態，以《嚴正聲明》模式公開對於騷擾事件的兩大要求。劉即時將《嚴正聱明》交國安帶回給強力部門。國安看完後竟讚劉寫得好，為何不早點寫，一定轉達。
就在這個當口發生了一件事，某出版社準備出版一本書委託劉生發行，內容有關銅鑼灣書店案，書名卻是莫名其妙的五個大字《習近平失控》。
劉總主動致電出版社負責人，說據我的理解，「習近平失控」是指習的管治趨於失控，但讀者容易誤會成習神經失常了。為免刺激中共，能否改一改書名？ 後出版社同意書名改為《強力部門失控》。劉總承諾幫出版社支付重印封面的費用。
劉總與國安會面中提到這件事，國安「興奮」莫名，對劉提出諸多要求，除了要看書稿，更要制止出版發行。
劉總直言相告：「依職業道德，第一，在出版前發行商無法也無權讓任何人看到樣本；第二，我非出版審核處，更無權禁止任何書出版。化解不良影響，可以做的我一定做。」國安聞訊略表謝意，仍對未能阻其出版心存不滿。
必須補充說明，在與粵省國安數度對話之前，劉總已通過自己的管道，和某些更上層部門順利溝通，並得到了「《前哨》員工及家屬不會受到騷擾」的承諾。對照上期專訪便可了解。
靜待國安近兩月後收到的轉自公安的信息，不僅沒有半點息事寧人的善意，反是變本加厲地污衊、造謠、恐嚇。
劉總的火山終於爆發。二月上旬決定三月號《前哨》大爆料，於是就有了上一期的「劉總專訪」。
大概在二月十八、九日，國安的電話又來了，要求會見，被劉老總一口回絕：「不用見面了，見也於事無補，稿已發，雜誌已印，你下星期買本《前哨》看了再說吧，我有言在先，如果相關部門看了這期雜誌態度仍然沒有改善，又沒有合理解釋，我們還會爆料！」
三月號「出街」後，劉總再未收到任何直接間接的「溝通」，自然也沒感受到強力部門任何善意的姿態，所以四月號再接再厲「專訪」、爆料。
而讀者們，尤其是中共相關部門「工作性閱讀」的讀者們，理應能從這一系列痛心疾首的爆料、譴責中，感受到他一顆傷痕累累的赤子之心，以及辨析出國安，尤其公安部門，在港澳工作上種種務必加以改善的積弊。
語氣立時沉重萬分。劉達文先生出生於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三年也即他三歲稚齡之時，劉爸爸、劉媽媽謀生不易，便將他送返東莞鄉下短住。但中共單方取 消中英南京條約賦予兩廣人民自由往返香港的權利，一九五三年封鎖邊境，劉再也回不來香港。易送難回，待他領到「單程證」赴港一家團聚，已經是一九八一年的 「而立之年」。
從三歲到三十歲，其中包括遍地餓殍的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大、節衣縮食也要讓他接受最好的教育，是劉爸爸家鄉的一弟一妹，也即劉總的一位叔父和一位姑母。
那個中共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相信過來人都不會忘記那種日夜飢腸轆轆的感覺─ 因為無人有一頓能吃飽。而這正是劉總發育長身子的年歲，雖然時有寄自香港的花生油、白沙糖包裹，但飯是天天要吃的，年過花甲的他至今仍身板硬朗，可以想見 叔叔、姑媽當年所付出的多少心血、所作出的多少無私犧牲。
此所以二位老人在劉總心目中的地位，不僅恩重如山，而且情同父母。萬般無奈的是，待到叔父、姑母漸入老境時，雖然不時金錢接濟盡孝，但卻無法近身探視陪伴，因為他一九九一年創辦《前哨》，一九九七年回歸前即被吊銷回鄉證，登上禁止入境的黑名單。
早些年姑母病逝，劉總既不能送終，也不能奔喪，痛徹心扉，自責不已，同時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未雨綢繆，早早有效部署，在最敬愛的叔父的最後一程路上，一定要陪伴左右，盡孝道慰慈心，以報養育之大恩。
「二○一四年起，我的叔叔病情越來越重，我決定兌現早定的諾言，於是展開申領回鄉證努力。我深知在胡錦濤時代，上了黑名單的異見人士入境省親、奔 喪殊為不易，通常是一口回絕，使盡渾身解數找到『夠份量』的關係，也要忍受系列污辱性程序，諸如寫悔過書、具保證狀等等，黨內資格老如陳一諮者也不能豁 免。」
但劉總清楚感覺到習近平上台後有所鬆動：「《博訊》老總韋石河北奔母喪，『六四揭密達人』吳仁華浙江探母病，都未受到任何苛求下順利成行，所以我 一開始是很有信心的。其實本來是有中央層級的關係，但深知他們日理萬機，不想為一己之事添高層麻煩。而且看看韋石、吳仁華，這件事的難度理應不大，所以， 還是向月月都來探我的廣東國安開口算了。」
國安初聞劉總請求，反應可以用「非常高興」來形容：「他們一口答應，連稱：放心、沒問題，我們一家盡力！ 然後從他們嘴中得知，逐級申請是『一路綠燈』、『北京部裏都同意了』······」
二○一四年十二月，他們更要劉總做好隨時返鄉的準備。為了及時通知不耽誤事，明明知道他不用手機（求安寧），仍然索求春節期間「即時聯絡」的方式，因過年親屬皆外遊，劉總只好把菲傭的手機號碼給了他們。
但到了二○一五年一月風雲突變，國安「突然說出現了沒想到的麻煩，因為公安部卡殼了，他們發現你最近出了三本書，都是對高層負面的，他們不同意，不給你辦回鄉證，辦證是公安部的職權範圍，我們已盡力，請你自己去疏通一下。」
劉總要他們報上書名，一聽不由得火冒三丈，三本之中有兩本的出版社從未聽聞（這也很正常，香港花幾百元登記費就可以開家出版社，全港數千家，絕大 多數無人識），可能是巨流發行的，另一本是「明鏡出版社」的，雖是劉的公司發行，但不是劉總的夏菲爾出版社出版，劉無權控制，內容都與劉無關。
國安聽完劉總一番解釋也十分生氣，但並不表示主動去跟公安部說清楚，幫劉總據理力爭，仍堅持要劉總自己與公安部疏通。
劉說，我都瞧不起公安部那幫人，你們不幫到底，算了。
可是，趕在春節之前，他們真正忙着進行的是什麼呢？
劉總的火氣又上來了：「有些人扮出很有人性，他們冒充是我的朋友，跑到我的鄉下，訛稱受我委託來探我生命垂危的叔父。我叔父當時已經沒有什麼意識 了，他們還送上一千元表示慰問，更硬要我叔父托着那一千元照相，並把照片印出帶到香港給我，表示他們對我親屬的人道關懷。」
筆者插嘴：「是否可以這樣看，國安、公安兩個部門素為冤家，而他們既沒有硬拗公安的實力，又不想留話柄於人，有心幫你，無力回天，為了表示對你的 友情，不辭辛苦、風塵僕僕送上敬老薄金，再拍成照片向你證實，藉以表示他們不想失去你的友誼，表示他們對這份友誼的珍視······」
劉總說：「當然也可以這樣理解。但如果他們真有人性，為什麼不盡力安排我回鄉見叔父最後一面？我挑明了公安三本書的胡扯，也知道我對公安部的態度，那你們每個月到香港煩我幹嘛？既然三本書力！」
他最後的結論：「廣東方面煩了我三十年，我煩他們一次卻什麼也辦不成！而且你們自己還一直認為是件沒問題的事情······」
令他怒氣難消的是：「話又說回來了，他們經常拿着雞毛當令箭，頤指氣使，好像他們說的話都代表中央，但是說我的回鄉證卡在公安部了，就不辦了，連再往上一層也遞不上去了，又怎能讓人相信他們真的代表中央呢？那不是口是心非嗎！」
劉總的怒氣發洩得差不多了，筆者抓着機會陳言：「劉老總你就是習近平，也不希望我變身周小平花千芳，吹捧你『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吧？ 我總結的『聽後感』是，公安肆意栽贓害人，絕對是罪不容赦，國安未能捨身救友，絕對是不夠朋友，兩者之間的差別還是顯而易見的。至於那千元敬老秀，雖用心 良苦，雖不乏善意，但並不能改變其不夠朋友的本質。」
劉總也表認同：「本來我就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在人品上、工作作風上，國安的確高出公安一大截，但在對我的問題上，表現得太差勁了，我百思不得其 解。哪怕就從工作出發，你使盡力氣幫我這個忙，讓我得免未為叔父送終的終身遺憾（老人家春節後往生，劉總欲哭無淚），我就欠了你們一大人情，將來有什麼要 我幫忙我也至少多了個不能不幫的理由。在去年四五月他們要我不登國安內容那篇稿時，我就跟他們說，如果你們幫成功了我回鄉的事，我還有一個私人理由，與作 者說，我剛拿了人家一個大人情，不好登了，但現在什麼理由都沒有，我如何可以幫你們禁稿？他們啞口無言。」
對於公安，劉總更不客氣了：「我認為他們存心在拉習總的後腿，存心搞破壞。就談那三本書的事，反映出兩大積弊，首先是難以想像的粗糙，接着是知錯不僅不改，而且以錯為對，你越批錯我越堅持，為了自己的面子和裏子─ 業績，完全不顧他們黨的死活。」
中共、尤其公安在香港重用的「眼線」或「愛國愛港」類人物，都是一些不學無術、寡廉鮮恥、劣跡斑斑的混子、人渣，消息情報大都為垃圾。以那三本書為例，既不懂也不稍作核實，立馬就交給公安邀功領賞，表面上是害了他老劉不能盡孝，骨子裏是重創了中共的統戰大計。
以那個專跟泛民高調作對、街頭醜態百出的肥婆李偲嫣為例，這個愛國愛港的「正義聯盟黨」主席，早被揭「忽然愛國」前曾因非法賣淫被捕，前幾天（三 月二日）又被兩位副主席當眾宣佈撤去主席職、開除黨籍。罪名是涉嫌虧空捐款、公款約百萬元，而且騙取黨眾巨額借款不還。劉生慨歎：「中共就不能找些稍微象 樣的港人做馬仔嗎？」
筆者把話題撥回「書店餘波」，稱「強力部門」「無膽匪類」可謂實至名歸。他們既不敢約見劉達文，甚至通過中間人傳話時，連自己的真實姓名、部門及 職務都不敢據實相報。但躲在陰暗處放暗箭造謠、污衊、恐嚇，卻是一流一的高手。劉總將他們的「毒箭」依次排列，以求一眼看清其化友為敵、肆意破壞習總港澳 統戰局面的狼子野心。
第一支毒箭，去年十月二十四日，東莞派出所非法審訊《前哨》員工時：「你們《前哨》就是靠造謠才賣得好，才賺大錢。」第二支毒箭，去年十一月下旬，通過國安傳話：「有人說你是他們的旗手······」
第三支毒箭，通過國安傳話：「他們更嬲啦！說你趁着競爭對手被拉，立即收復『失地』，而且擴充地盤、加快印書。」
第四支毒箭，今年二月，繼續通過電話騷擾曾在東莞被非法騷擾的員工：「聽說你們最近出了很多書······」
第五支毒箭，今年二月二十八日，通過李波在《鳳凰衛視》及《星島日報》發出：「我自願偷渡的原因，就是不想讓外界知道，不想留下出入境記錄，因為回內地配合司法調查，需要指證一些人，我很害怕這些人，或者他們的家人知道之後，會對我或我的家人不利。」
劉總說：「關於『《前哨》就是靠造謠才賣得好，賺了大錢』，不值一駁，國安心知肚明。二○一五年初，國安在我的辦公室聊天，無意中說到，『香港你 們這類刊物我們看了不少，比較起來，還是你們《前哨》客觀、公正。』我回應說，當然啦，你們天天盯着我，我們敢亂寫嗎？」
而第五支毒箭則指向全港每一家出版社，絕非《前哨》及「夏菲爾」獨享。於是話題自然轉向李波。作家胡志偉在《香港○一》撰文《我在銅鑼灣書店的日 子》。文稱：「我和李波一九九五年認識。當時他在一家印務公司擔任美術總監······是英國留學生。二○○四年春，李波辭職自行創業開辦出版社，頭一個 選題是《上海幫的黃昏》，這本書賣了兩萬多本······」
關於今番慘禍之源的「巨流」公司，他寫道：「二○一二年，李波同旅德華人桂民海合資創辦了巨流發行公司，將他麾下三個出版社，連同桂民海的九個出 版社，（當時他們還沒有註冊這麼多出版社，是因覺得劉總阻着他們發財— 編者註）抽離劉達文的夏菲爾出版社，買下了柴灣工業大廈兩百平方米貨倉，又租賃另一百平方米的貨倉，生意興隆，蒸蒸日上，還曾一度超過了夏菲爾集團的業 績······」
筆者對着劉總驚呼：「這個老胡想要害死李波啊？ 李波通過『平安家信』、電視專訪，口口聲聲強調自己只是證人，配合調查舉證桂民海的，並非罪嫌，公安當他老友，連愛吃什麼果汁都精心備齊，內地生活非常輕 鬆愉悅，還痛斥現在才知阿海何等邪惡。但將胡文一品味，就出禁書一罪，李不說比桂份額更重，至少也應平起平坐罪列同等吧？ 除非阿海姦淫過幼女？還是中情局暗諜？」
劉總不答我的問題，慢悠悠地扯到一本「謗書」《諜影婆娑》，榮登「諜榜」的，胡平、吳弘達自是「當仁不讓」：「但是，桂民海榜上有名，李波並無。」筆者莫名其妙：「即是說阿海確另有重罪，但依『諜規』，決不會洩漏非諜商侶，李波又有什麼證人價值呢？」
劉總笑言，這書的作者早有人已猜到是誰：「上不上諜榜自是親疏有別的，蔡詠梅上榜，其親密戰友金鐘落榜，說明什麼？」
筆者更為不解：「即是說，李波也有可能涉諜？」「當然和阿海一樣都不是這個料，但是，老胡說的是事實，就出書的責任而言，兩人的角色自然不相伯仲。起碼談不上受阿海拖累，否則如此積極立功表現，為什麼至今不放人呢？」
或為立功胡亂檢舉劉總願對質
「至於他可能的『爆大鑊』、他若有所指的需要提防報復的『一些人』，如若涉及我劉達文，還是那句話，我素來明人不做暗事，加之又無回鄉證，懇請公安把我綁架回大陸對質啦！」
迄今為止，中共傳媒公佈的銅鑼灣五子的罪行是偷運禁書回大陸，但劉總從不做這種事，這國安、公安都知道。
面對「豪情萬丈」的劉老總，作為他的朋友，筆者只能疊起食指，左右上下連連劃十字，而且不忘中國特色，喃喃默禱：大吉利是，大吉利是，太上老君在此百無禁忌！ 不僅為明人不做暗事的劉先生，更為習近平的港澳策略、習近平的改革新政。
而劉先生卻唸起一首大陸近日熱傳的新詩─《示兒》：
如果文革重來
或者
任何口號喊得震天響的運動，
你都不要去鬥人
不要揭發人，不要侮辱人
不要當打手，不做告密者
不對人惡言相向，
哪怕全部被打了雞血
你也要把雞血放掉
往血管裏面，塞上冰。
有可能
你就給被鬥被整的人
一碗熱水，一塊麵包，一個微笑，
讓他們知道
這個世界上還有好人
不全是魔鬼。
讀書、思考、運動
不跟在惡人後面起哄。
生命只有一次
珍惜他人，也珍惜自己。
運動總有結束時，
那時候，你會心安
說：我沒有害人！
唸完了，問筆者「聽後感」，我的回答是：文革時秦城監獄關進許多老高幹，文革結束後，近千名看守中有幾十個被老鄧秘密槍決，因為他們在執行上級交 付的本來已屬邪惡的任務時，出於自己內心的惡源，為不得不奉命施展的邪惡，又加上了自己的邪惡的份額─謹以此案例與惡公安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