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燃點瘋火終不悔 扇起文革造反潮 聶元梓：是黨叫我做的！
【博聞社】10年，是人類歷史的短暫瞬間，但文化大革命10年，對中華民族歷史造成的影響，卻令人刻骨銘心。不了解「文革」，很難理解今日中國之改革開放，也無從正確展望中國未來的走向。文革一代人已漸老去，終至凋零，但文革對中國今日政治文化的衝擊，已經滲透到基因裏，融化到血液中。
中共雖然明文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但從來未允許徹底檢討、深刻反思文革。值此文革爆發50周年、結束40周年之際，明報中國組和深度報道組自今日起帶讀者到神州大江南北，從被湮沒的歷史中搜尋文革遺迹，用新的視角去重新認識那場浩劫。
50年前，北京大學大飯廳東牆上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造反」的洶湧波濤，燃點了全國自下而上推翻「當權派」的群眾運動。這張毛澤東口中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自當時北大哲學系黨委書記聶元梓及其6名同事之手。聶元梓因此成為頭號「造反派」，北大也成為文革紅衛兵運動的中心。
半世紀過去，已經95歲的聶元梓講起這段歷史時相當平靜，稱自己當時寫大字報也未想到會造成這樣的後果，但她不願再去評論文革和毛澤東的功過，只是輕輕帶過道「我沒多想」。
今年是文革發動50周年，聶元梓家中也多了很多訪客，採訪的記者、各地的老「造反派」、左派青年等等，絡繹不絕上門拜訪，與她合影，求她簽名，小小房間一時連張櫈子也放不下了。聶元梓仍像年輕時一樣戴着眼鏡，看小字時有點吃力，也無法逐一記住來訪者姓名。她對文革歷史的記憶也開始模糊，2005年，她在香港出版《聶元梓回憶錄》，但她手上的最後一本早年已被訪客取走，「有些事情我忘了，我想拿出來翻翻，都沒有了」。
毛決定全國廣播聶元梓大字報
「我不會後悔。沒有什麼後悔的事，我做事很少有後悔的。」聶元梓憶述當年經歷時非常平靜，「（寫大字報）那是應該做的事情。黨叫你做的事情。」1966年5月25日，即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9天後，聶元梓等7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東牆貼出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指摘北京大學領導層的所作所為不符文革路線，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大字報最後還加上3句口號，「保衛黨中央！保衛毛澤東思想！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當年6月1日，毛澤東決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並高度評價稱其「比巴黎公社意義更大」「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打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聶元梓一時平步青雲，列席當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獲得毛澤東接見，毛並於8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稱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不是我想當風雲人物」
「不是我想當風雲人物，」聶元梓講起那段歷史時非常平靜，「做對了，總結經驗教訓，做錯了，也接受教訓。人家要說我是風雲人物，我不干預，但是我是不想這麼出風頭的。」
毛澤東肯定了她的大字報後，「我覺得很好，主席那麼關心形勢」，她特別指出，毛主席是關心「文化大革命」，不是關心她本人，「主席哪知道我是誰啊」。
記者問她，是否覺得自己被人利用，她不同意，「我沒有被任何人利用。我就是一個普通人」。
「我沒有被任何人利用」
不過，她在《聶元梓回憶錄》中的說法是，「今天回想起來，這張大字報當然是不可取的，它正中了毛澤東進一步從基層推動文化大革命進程的下懷」，「我願意表達我的深刻反省和歉意，但是，這張大字報的方向問題，不能完全由我們幾個人來承擔，它是遵照黨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寫出來的」。
記者再問她是否覺得黨、覺得毛主席犯了錯誤，「沒有多想。他是不是犯了錯誤，他自己總結。」她對記者承認，事情發展和後果都遠超她預料之外。那麼如果歷史能夠重演，她是否不會寫那張大字報？聶元梓突然高聲說：「那當然！」
在北京大學之後，其他大專院校也相繼成立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北大聶元梓、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被並稱為「五大領袖」。
提出請辭 江青不准
但運動很快失控，各校發生規模不等的「武鬥」，造反派亦分裂成兩派互相攻擊，北大內部也出現反對聶元梓的團體。聶元梓感到對文革前途無法捉摸，提出辭去校文革委員會主任職務，但江青不准。
1968年7月，毛澤東接見「五大領袖」，批評「武鬥」導致秩序混亂，此後紅衛兵失勢，由工人和解放軍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各院校，「五大領袖」成為被批鬥對象，命運大反轉。
1968年10月起，聶元梓在校內被隔離審查，實際上變相軟禁長達10年，她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11月至1972年4月在江西鯉魚洲「勞動改造」，與其他「黑五類」一齊耕田、插秧、收割，「那個地方，都跑不了」，她雙臂圍成圈示意，「這邊是鄱陽湖……這邊是大堤……那邊是部隊看管着，都沒有地方跑」。
文革後，聶元梓1978年4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指她是武鬥「後台」、迫害北大教授幹部群眾等，聶不同意但無機會反駁。1983年3月，北京中級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她17年監禁，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6年獲保釋。
記者問她，勞改和坐牢哪個較難受？她說，「都差不多。不應該的事情，你不難受？」記者問她「難受」怎麼辦，她說「我看穿它」。
「平反當然好，但是也無所謂了。」聶元梓說，「事情過去了，大家『自然』平反了，他們不做也沒關係。 」
聶元梓住在北京一處普通民居，有一隻白貓陪伴，十分聽話，她一叫「貓貓」，白貓就跳到她膝上。樓下有個公園，天氣好時，保母會用輪椅推她下樓「遛彎兒」（散步）。她在家中用拐杖走動，頭髮花白，早幾年還染髮，近幾年也不染了。
聶元梓生於河南一個醫生家庭，原名「聶元子」，因被指「像日本人的名字」，就改名「元梓」。1937年日軍發動全面侵華的盧溝橋事變，17歲的她隨二姊到山西，投身中共元老薄一波（薄熙來之父）主持的「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加入旗下的「學兵隊」，在那裏認識了在太行區黨委任職的杜潤生。
1940年，聶元梓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與習近平母親齊心是同學，當年和習家住得很近，「在山頭上可以打招呼」（延安的窰洞式民居，每戶是一座「山」）。因習父習仲勳身居高位，聶出獄後，習仲勳與夫人常居廣東，雖然齊心現時也偶然會在北京，但聶說與她並無來往，「不方便，也沒必要」。
习近平上台获加生活费月領6000元
聶元梓1986年獲釋後寄居在姊姊家，直到2004年，經曾任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主任的杜潤生向自己學生、時任北京市長王岐山反映，王「特事特辦」才批出一個單位給她，一直住到現在。按資歷，她原可享受離休待遇，但因被「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無法享受，她多次寫信給歷任中央領導人，要求改善待遇。現由民政局每月發放生活費，原本每月2400元（人民幣，下同），後加到4000元，2013年習近平上台後再加到6000元，醫療費用亦100%報銷。
聶元梓最介懷的是未發給她抗戰老兵勳章，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2015年的70周年都沒有，她為此也曾多次上書，但都未有回音。
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