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重审对华贸易的损失

【博闻社】纽时说，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三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奥托尔 (David Autor)、苏黎世大学的戴维·多恩(David Dorn)，以及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对所有人从小就相信是正确的理论提出了深刻的挑战——从理论上讲，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发达国家，应该把劳动力转移到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更先进的产业，以此来应对出口竞争。

报道说，他们研究了大约20年前，在中国突然出现在世界市场上之后，美国工人的经历。他们的结论是，理论上该出现的调整从未发生。或者至少还没有发生。在受影响最大的本地就业市场，工资一直很少，失业率高居不下。从全国来看，也没有迹象表明其他经济领域能提供就业增长，来抵消制造业的失业。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暴露在中国竞争下的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下降，每年让每个成年人减少了213美元的收入。

在另一份他们与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和布兰登·普莱斯(Brendan Price)合写的研究报告中，他们估计，1999年至2011年累计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成本，是多达240万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这些结果应该让我们重新思考贸易带来的短期和中期效益，”他们提出，“由于未能预见贸易造成的错位可能如此严重，文献有责任为贸易所带来的好处给出更有说服力的估计，让赞成自由贸易的人不只靠理论的根据，也有证据基础表明谁受益、谁吃亏，各是多少，在什么条件下。”

纽时说，全球贸易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好处。在它的帮助下，数亿中国人在短短几十年里摆脱了贫困，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壮举。它保证了苹果公司可以受益于中国充分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得到价格更优惠、更好的制造产品。

虽然如此，但奥托尔提供的证据表明，尽管在考虑了谁赢谁输之后, 贸易对一个国家在整体上有好处，但当考虑到它把蛋糕的分配改变了50%之后，支持贸易帮助全球经济蛋糕增长了3%的证据就比较弱了。而且当美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兴趣去补偿在这种贸易中失利的一方时，情况就尤其是这样。

文章指出：中国大步跨入市场经济的影响正在减弱。中国的市场经济曾经吸引了上亿的贫困农民进入制造业，他们主要为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制造出口产品。中国的工资水平正在快速升高。中国的出口和经济正在放缓。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4年生效后的多年里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只是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稳定进入美国市场的许可后，才大幅度减少。

但是，中国出口带来的冲击给美国工人阶级造成的创伤尚未痊愈。这种不成比例的影响提醒华盛顿的官员们，也许应该改变其在未来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做法。最重要的是，它指明需重新考虑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处理贸易分配后果的问题。

纽时指出，这并不意味在美国与世界之间架起藩篱，但这确实意味着应该借鉴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崛起，这些国家做出了适宜得多的回应。

但是答案不会简单。撕毁现有的贸易协定、躲回高关税壁垒的后面——就像特朗普，或许还有桑德斯主张的那样——极度缺乏建设性。世界经济本来就不稳定，这种做法相当于落井下石。而且，如果违背了国际条约，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国际协调也会变得极为复杂。

不过，在未来的任何贸易自由化举措中——包括奥巴马政府倡导的尚未获得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果还会继续推进的话——决策者必须更加重视管理成本。奥托尔认为，任何进一步增加贸易的协议，都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为面临风险的企业及员工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改组转型，进入其他工作岗位和部门。